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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为何敢大骂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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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29 10:47: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韩愈(768~824)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古文家、诗人,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韩愈在书法史上亦有很高的地位,他用文学家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功力,写出两篇振聋发聩的书法批评诗文,其浪漫主义的批评模式影响深远。其一为《送高闲上人序》,短短数百字,对张旭的草书作了极具浪漫色彩的分析,揭示了书法艺术创作的根本规律。韩愈当然也为高闲书法做了一个广告,高闲的书法名气也就不胫而走了。故他的另一篇赞颂书法的诗篇《石鼓歌》也因为韩愈的声名而传颂流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那句诗:“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敢于对书圣王羲之说三道四,名人评说名人,遂使此诗此句成为书法史上的名诗名句。韩愈是继杜甫之后对论书诗作出莫大贡献的重要人物。其开拓性的意义即在于石破天惊地喊出“羲之俗书趁姿媚”之语。此前诗人们一般只将歌咏对象与古代大家进行类比,并未见有如此胆大者。
但从宋代《汝帖》里韩愈的数行字迹来看,他的书法未见有很高造诣。宋朱长文《续书断》卷下列韩愈书法为能品,云:“退之虽不学书,而天骨劲健,自有高处,非众人所可及。”既然只列为能品,书法水平自然有限。有人说,据《全唐文》卷七六八林韫《拨镫法序》,与韩愈同时代的卢肇传习韩愈书艺“拨镫法”,可见他的书法在当时已有相当的影响,可惜后世流传极少,遂鲜为人知。其实林韫《拨镫法序》一文真假难辨,并不能作为依据来证明韩愈的书艺有多高明。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被誉为石刻之祖。在唐以前未见记载,出土后由于韩愈、韦应物等人的誉扬,名声日隆,引起书法界的重视。《石鼓歌》作于元和六年(811),韩愈在诗中赞誉《石鼓文》的遒劲古朴:“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联想到韩愈的文学思想,就能理解为何他对石鼓这样一件古物如此热爱并大加赞誉。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在这样根深蒂固的尚古思想指导下,为了更好地颂扬石鼓,王羲之就成了比较的对象了。说韩愈的观点受到盛中唐时代风气的影响,虽有道理亦属牵强,显然主要是受到自己的尚古思想的左右。
韩愈之所以唯一将王羲之提出来进行评说,显然不排除下面这一原因,即是因为王羲之在唐代太有名了,对比一下甚至奚落一番自然更能抬高石鼓文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如果是这样,这正从反面也恰好进一步反证了王羲之在唐代的崇高地位。如果不是这样,他又何必举出无足轻重的一个人物来呢。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对韩愈之语就不以为然:“(《右军得示帖》)淳古有真味,不特见于结字。兹帖之名《得示》,纵摹仿于唐世,隐然犹有西晋之遗意。彼昌黎者,或肆讥议,谓以‘俗书趁姿媚’,予未敢以为是。”
如此来看,韩愈“羲之俗书趁姿媚”一语,并非很多有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句当头呵骂,而不过是为了宣传和抬高《石鼓文》的历史地位和审美价值,同时更重要的是宣扬自己的复古思想,才将出头之鸟王羲之拿来当了一回垫脚石罢了,其实并无太多的贬义,更无所谓的“抑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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