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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三大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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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8 07:01: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座次
米芾《跋褚摹兰亭》说:“天下法书第一。” 鲜于枢《跋祭侄稿》说:“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余家法书第一。”《兰亭序》既然是“天下法书第一”,当然也是“天下第一行书”了。而《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我孤陋寡闻,实在不知道出处。还有人说杨凝式《韭花帖》是“天下第四行书”。至于有没有第五、第六,或者“十景”瘾发作起来,是否凑成“天下十大行书”,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近有好事者著文,说《祭侄稿》应该为“天下第一行书”。我没有细看其宏论,不知道《兰亭序》被降为第二呢,还是另排座次?俗话说文无第一,又说“趣味无争辩”。武无第二,是因为擂台比武,立了生死文书,第二被踢下擂台,结果有三:立毙;落下终身残疾;或者没有落下残疾,但羞愤难当也不好意思再提第二了吧。而文,就不会产生这种现象。在书法家或书法作品中,排出第一、二、三名,不会完全合理,更不会科学。而“三大行书”这个名目,只不过是其来已久,人尽皆知,作为常识,也便无所谓对不对了。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说法,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权且沿用这一说辞。
□人心
一个说法不一定合理,但这个说法的产生,一定有深刻的道理。“三大行书”是否是状元、榜眼、探花,倒无所谓,而产生这个说辞,一定有深刻的、历史的原因。西人不云乎:“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其理,还在于人生和人心。
人是个体的,也是群居的。不群君就无法生存,群居就会构成社会,构成社会就需要普遍的思想;而这普遍的思想,又必须根植于个体,体现个体的关怀。偏于社会的思想,就发展成为儒家;而偏于个体的思想,就发展成为道家。儒、道就是这样对峙与互补。孔子在社会中发现了人心,发现了“仁”,“仁者爱人”。既然“爱人”,就需要“忠恕”,“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维持社会秩序的“礼”,也应“礼由仁生”。儒家从最补素的情感——“孝弟”出发,要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儒家心目中的人,是人道化、伦理化、礼制化的,因而似乎忽视了孕育人的自然、在自然中生长的个体及其自由的思想,庄子把人拉回自然,显得朴素而真实。而自古以来,每当礼崩乐坏,士大夫在修齐治平的道路上泥泞难行时,就会在暂时疏离儒家,而在道家中寻求安慰。魏晋玄学,正富于道家色彩。至于佛家,大抵自传入中土,就开始接受中国式的改造。中国文化似乎不需要真正的天国净土,而只在意今生今世。等到禅宗“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便游离于儒道之间,成为一种活泼、微妙的生活方式。
人生在世,无非得意或失意。得意者的生活是相似而乏味的,失意者的生活是丰富而敏感的,所以,文学艺术必以失意为轴心。“诗穷而后工。”命途多舛,怎么办?勇往直前,甚至慷慨赴死,是儒家色彩的大无畏。孔子曾说过“独善其身”、“乘桴浮于海”,而实际上并没有浮,也没有骑青牛出关。道家则从形骸出发,独立守神,又放浪形骸之外,翛然而往,翛然而来,似乎将与世隔绝,而以高标的风度影响社会。儒道又都不同程度地融会佛家,在仰观俯察时,换一个角度,便得解脱。
这样看,则王羲之以道家为主要色彩,融会儒家;颜真卿差不多纯乎儒家;而苏轼则以儒为本,出入佛道。正人君子清流高士之处世,大概也就这三条道路。《兰亭序》、《祭侄稿》和《寒食帖》,则通过书法的形式,高度象征了这三种文化形态,以笔墨营造的意象,目击道存式地诠释了中国文化理想。不论文人士大夫以何种方式厕身社会,也不论其处于何种境遇、何种心态,总能在“三大行书”中找到终极的处世典型和终极的艺术图式,激发其尊崇敬仰,获得共鸣和抚慰。“以艺术代宗教”的深妙意义,即在于此。
□     其人
书法肇始的甲、金时代,原始宗教政治文化,并不在意书写者的个人感受;丰富的先秦两汉墨迹也并不以彰显人的精神为鹄的;“一碑一奇”的东汉丰碑,伦理、体制的意义,远远大于书法家的意义。不要说敷丽文字的书法,即使承载文字核心价值的文学作品,在《诗经》时代也并不在意著作者。笼统地说,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自魏晋始,书法成为“人的艺术”,也从魏晋始。
王羲之少标令名,也曾经积极用世。《世说新语》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还真有点登车揽辔,澄清天下之志。而誓墓不仕之后,则“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在他身上,密集着太多的情愫:世家贵胄、清谈名士、远见卓识、国事苍黄、家族浮沉、亲友伤悼,对世事人生的绝望、伤逝、优越、自许,终于发散于纵任不拘、特立独行、风流自赏的魏晋风度。风度是人生的味道和境界,什么都可以摹拟,风度却无法复制。动乱的魏晋,让人们发现自我、迷恋自我;发现自然、迷恋自然,在悲摧切割之后,获得了莺飞草长,鸢飞鱼跃的无限生机。因此,魏晋风度并不能以消极逃避概之,相反,在志高行洁、狷介疏狂的意义上,获得了不朽的价值。《兰亭序》就依稀传达了这种风度。
颜真卿则树立了更有社会意义的典型。他生于世代以经义、小学传家的高尚门第,幼年丧父,随母亲依舅父生活,能刻苦读书,举进士而踏仕途。性耿介,不见容于奸佞的权贵。在安史之乱中,挺身而出,率众抗贼,堪称大英雄。以元老重臣的身份立朝,仍不见容于新的奸佞权贵。最后,以年愈古稀,中奸相卢杞奸计,去劝降李希烈。被李希烈所留,威逼利诱,一无所动,竟被缢死。他为学则勤苦而渊博,处世则耿直而高尚,为官则忠诚而有为,皆可为世楷模。他死得壮烈,越发让人崇君子而恨小人。他的以身殉国,也是以身殉道。世有此等人,才能让正人君子感觉活得有价值,不尔,世上尽小人矣。尝有人著文,以颜真卿高年不致仕,乃是恋恋高位而不忍去。噫,名为真卿痛惜,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耳。而《祭侄稿》又是是颜真卿生平中最惨烈的一页。颜杲卿被割舌,骂贼气绝,后仅存一足;颜季明被杀,仅得其首;颜氏遇难者三十余人。颜真卿因祭典亡侄,有此文稿,读此文、观此书,不悚然变色、凛然而生正气者,尚能为人乎?
相对来说,苏轼只是个“文人”。而北宋正是文人政治,苏轼本当大有作为。他21岁中进士,为欧阳修激赏,声名鹊起,这也天然地注定了他“旧党”的身份。见到新法不能便民,就上书抨击,当然为“新党”不容,遂外放州县十年。偏偏他又写诗,被指以“文字毁谤君相”。“乌台诗案”,几被砍头。贬谪黄州,一去四年。等到“旧党”得势,被召还朝,他又看不惯,又上书讽谏,于是又不见容,出为杭州太守。后又被召,又外放。等到新党又执政,一贬再贬,以至于儋州(今海南),大概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也。苏轼太不会“占队”,失意是必然的。在乌台时,其子苏迈送饭,约以送鱼当死。苏迈托朋友送饭,送了熏鱼。苏轼见而恸,遗苏辙诗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幸而不死,贬黄州团练副使(自卫队副队长)。苏轼在黄州,才有《赤壁赋》,才有“大江东去”,才有《寒食帖》,才有伟大的“苏东坡”。苏轼是命运击不垮的。如仙,他是呼吸明月清风的至人;如佛,他是悲悯自觉觉人的菩萨。无论诗文书画,触手成春,犹如屈陶李杜、钟王颜杨的后身,创造了茫茫万顷之波的文学艺术奇观。失意落寞之间,犹自振作,犹自光芒璀璨,非苏轼,何人能之?
□其书
高蹈之士、忠义之臣、旷世之才,固不限于王羲之、颜真卿、苏轼。书以人传之外,还必须人以书传,才能完成其崇高。
行书生于简牍。简牍篆书草写,即秦隶。秦隶沿规范方向,点画装饰,渐成汉简、汉隶。沿流便方向,符号化而成章草。杂糅于章草、汉简之间者,乃今草、楷书、行书的源头。因而原始的行书,隶意甚浓。楷书之祖钟繇,尚有波磔遗意。真正把楷书、今草、行书从隶书笼罩下独立出来者,以王羲之为标志。其为鼻祖,因称“书圣”。《兰亭序》历来有真伪之争,我们不去管它。即便是南朝人或智永作伪,也总是规模王羲之吧。《兰亭序》所以高妙者略有数端:其一,雅集为魏晋名士典型事件;其二,其文感慨弥深;其三,其书脱尽隶意,字数尤多,树立行书标准;其四,点画遒媚,略无瑕疵;其五,字间映带,顾盼生情;其六,字法纯任自然,“真态”毕现,无造做习气;其七,变化不落痕迹,如“之”字数十处,皆因势而生,字字不同。总而言之,《兰亭序》看似平淡,而隽永深秀,许为“尽善尽美”,亦不为过。
晋代之后,南北分流。“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楷书在北魏无妙不臻;南朝则谨守二王一脉。南北朝晚期至隋唐,南北渐渐合流。偏于庙堂的丰碑大碣,偏于民间的造像写经,与偏于文人的启牍草藁,在颜真卿的手下,完成了彻底的融会。这也映射了盛唐兼容并包、广大深厚的风气。苏轼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黄庭坚说:“颜鲁公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颜真卿当然学二王,同时取法碑版,磊落开张,便不是文人一脉所可牢笼。在右军笔法的基础上,他强调折钗股、屋漏痕的沉实凝重,力透纸背,正所谓熔篆隶于一炉。二王之后,在行草书上真正能别树一帜者,也只有颜真卿。《祭侄稿》之美,约有数端:其一,其事忠烈感人;其二,其文悲怆动人;其三,其书宽博雄浑;其四,行笔杀纸,入木三分;其五,草稿之书,心手两忘;其六,晋唐以来书家尽被隐括;其七,燥润相生,笔墨淋漓。不深懂书法者,往往好明净皎洁,视《祭侄稿》为支离缭乱,既知书法,方转觉整栗不免矜持,此方为真情性、真书法也。
宋人之书可视为唐人之余,东坡也在所不免,其学二王、颜真卿、杨凝式,在技术上并无宗匠意义。杨凝式的笔法,也承颜真卿的法乳,其天然颓放处暗合晋人,这便深刻启示了苏轼。大抵苏轼之书,在法度上取法颜真卿,在格调上追慕晋人。然而,宋代的雅宜,究竟不是晋人的风流。其书沿着文雅化、抒情化、休闲化的方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宋代武功孱弱而文治昌明,其书法所尚之意,也是学者、文学家略显蕴藉、阴柔之意。宋代之后,天真渐少,赵董虽铁砚磨穿,精极笔墨,终于不免局促寒俭,这是大运所限也。而《寒食帖》所树立的审美典范,也正在于委委曲曲、婉婉转转地再现了苏轼的文心诗兴,在落寞、凄清的基调下,他并不一蹶不振,而是短长肥瘦疏密开合,瞬息万变,行云步月,活泼超脱的况味,跃然纸上。这不是“书卷气”三字所能道尽的。
“三大行书”之所以为“三大行书”,在于其言说不尽。


晋书·王羲之传赞
[唐]李世民
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舒笺点翰,争相跨尚,竞其工拙。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逮乎钟王以降,略可言焉。钟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欤!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蒙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新唐书·段(秀实)颜(真卿)传赞
[宋]欧阳修  宋祁
唐人柳宗元称:“世言段太尉,大抵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非也。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许人,谅其然邪,非孔子所谓仁者必有勇乎?当禄山反,哮噬无前,鲁公独以乌合婴其锋,功虽不成,其志有足称者。晚节偃蹇,为奸臣所挤,见殒贼手。毅然之气,折而不沮,可谓忠矣。详观二子行事,当时亦不能尽信于君,及临大节,蹈之无贰色,何耶?彼忠臣谊士,宁以未见信望于人,要返诸己得其正,而后慊于中而行之也。呜呼,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宋史·苏轼传论
[元]脱脱
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发表于 2011-9-24 10:50:27 | 显示全部楼层
好帖子,谢楼主
发表于 2011-9-24 10:53:54 | 显示全部楼层
严重支持!
发表于 2011-9-24 10:55:13 | 显示全部楼层
非常感谢楼主,楼主万岁万岁万万岁,书画互动论坛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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