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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与联结:儒学整体性格的“汉宋之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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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4 08:44: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清代汉学家不仅认为文字的魅力可以大到“一言兴邦”的程度,更对文本的依赖到了欲罢不能的境地。更有甚者,汉学家们用一种并不理性的情绪对待理学,“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昌,经术之士,汨于利而行不笃”。在江藩笔下,这种抵触似乎到了不可收的田地,他认为,理学之所以积弊且无明达之士出来挽救颓波,完全在于他们“滞于所习以求富贵”的错误问学心态。  断裂:挣脱儒学整体性格约束的借口
  清代汉学家往往一方面自我批评与担忧“道问学”之余不求义理,专事训诂,恨不得“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另一方面却又时刻沾沾自喜于自己做的是真学问,视此以外一切皆为妄作。
  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学家摆脱儒学整体性格的原因,正由于清代学术中,学者们对于文字与典籍的反复翻检、印证、引申,本身就需要投入无休止的精力与时间,换一种说法即是,儒学到了清代,因囿于精力与治学任务的不一,使得汉学家只能“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观察”,即便是兼通汉宋的学者张之洞都不得不承认,因为局限于精力与治学方向,“大率有确解定论者,不过什五而已”。
  我们可以顺此思考一个问题,清代汉学家以局狭的内心来说,抛弃对经典中义理的求索转而耽溺于一经一书的考订,或许可以资为学问的出路,或因为精力不及而分门别户,未尝不能理解。但在作出考察时我们要看到,对文字与典籍的强大的索引、分析、整合能力是学问的先决条件,所以这些学者一方面说“汉学难而宋学易”,而另一方面却又有“考据之学亦所欣慕”的优越感,故而汉学家难免会因治这种明知高深、繁难、耗时耗力的学问所产生的优越感影响自己的判断力,清儒们对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联被“汉宋之争”中一些并不冷静的因素割裂开来,其中有因考订之烦而放弃了义理者,他们在选择“工词句”的同时试图去做“穷义理”的学问。
  联结:回归儒学个性的必然趋势
  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汉学家们骎骎然于纯粹的经典考证,而并不担忧他们那个年代的“破碎、险怪”的学风,或许“汉宋之争”会朝着一种我们无法预料到的状况发展下去,他们经常会“矜其强记博闻”而揪住宋儒“故微误”不放,所以汉学家看到了“缝掖巨儒,弦歌在野”的盛况而沾沾自喜,唤醒经典中那些已经尘封的记忆,使得汉学家们在难以压抑住对考据、训诂无比兴奋的心理状态下,将矛盾集矢于宋儒。
  但汉学家也并不敢完全排斥汉学中属于理学的那一部分,毕竟陈澧的话是执中的,“汉儒之说固有宋儒之理”,问学的最佳状态应当是在“义理与考据”之间,所谓“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其嗜博、嗜琐、嗜异、矜己者,非也”,也即是严格地按照典籍的叙说来发明义理,进而做到明体达用,自然汉学家们认为这一点宋儒是无法做到的。他们指斥宋明理学“以似乱真,汜滥日甚,至于诡托高妙,倡狂妄行,糟粕典籍,诋为俗儒”,但是反过来讲,理学家们无法做到的,考据学家们同样无法做到,在邵懿辰看来,他认为汉学家背道而驰、如此视宋儒而不见有违逆之嫌:“学者以博为能……凡传注之出于宋儒者,槩弃不录,曰吾以崇汉而已,其徒相与,号曰汉学。”
  清代思想史的命题中的“争”只是“汉宋之争”的一层表面现象,我们来看程廷祚写给他的家门程晋芳书信中的一段话:“学莫先于经学,经学中有章句焉,有性命焉。鹜于章句者,世俗之儒也。”由此可以看出,程廷祚对儒学整体性格表示犹疑,虽然汉学家能做到平心博览以求古人用意,但对“章句”与“性命”二者究竟如何融合开始表现得无可适从,尽管程廷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他坚定地认为圣人之道不能舍章句,但是他也无法完全排斥治经还有解答“性命”这一层次工作,否则仅仅鹜于章句就担心会沦落成为俗儒:欲通圣人之道,欲讲在此而所求在彼,对“词章”的解读必不可少,但是一旦想要“解读过度”,就日益堕入“解读不足”的尴尬境地,又恐与他们嗤之以鼻的“解读过度”相脱离。在程晋芳回复程廷祚的信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印证这种论断的正确性,程晋芳在信中回道:“愚所谓程朱不可轻议者,非以其解经论学为无可是正也,其操心也纯,其制行也严。”
  由此观之,汉学家们要求学问回归儒学命题的本身,乃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汉学家对理学无理的非难只站在了自身的角度考虑,并不能允许汉学脱离理学的层面而单独存在,一旦丢失这种依靠,就会陷入一种疑惑的状态当中;第二,正是基于这种疑惑,又兼顾毕竟还是汉学家这一事实,所有的辩护不再等于攻讦,“明通之识,体用之意”或可以理解是孔子之道,前提条件是要“通晓理道”与“博闻强识”,而不再是一味地只求“章句”不问“性命”了。
  结局:儒学个性的转变
  在清代的读书环境里,学者们对过去的经典理解所产生的分歧,因为群体的失忆,“老师俗儒或不能尽通其义”,与“关乎自己的德行”相比,读书人的“关乎他人的德行”已经被打磨殆尽,读书人的良知诸如公正、仁慈、慷慨、诚实,在严酷的政治审查中已经完全站不稳脚跟,他们的脑袋里,只留下了坚忍、谨慎、沉着这样的消极的防御手段。汉学家的性格与儒学整体的性格差异,便体现在此。
  虽然,这并不是汉宋之争得以出现的直接原因,但却间接地影响了儒学内部的性格,不过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场“解读过度”与“解读不足”的学术大争辩中,正因为学者们生活在经学炽热的年代,作为以博为能的汉学家在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时,他们需要拥有什么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究竟会对上述大争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持有这样心态的汉学家在发出“岂以考据而害其为正人乎?”的反诘时,或许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整个儒学的性格。
发表于 2012-5-20 10:56:21 | 显示全部楼层
支持你一下下。。  
童利哲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2-5-20 10:55:1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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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8 10:53:32 | 显示全部楼层
顶下再看  
发表于 2012-11-8 10:54:51 | 显示全部楼层
琴棋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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