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辅助访问
找回密码 加入

书画互动

搜索
最新公告
  
查看: 2350|回复: 4

日本书法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2-1-11 06:54: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日本东京当地时间2012年1月5日举办第48届新年书法大赛,吸引了近3000人参加比赛。经历了2011年大地震和海啸的日本民众希望借此机会祈求新的一年会更好。   
    随着鼓声响起比赛正式开始,参赛者需要在规定的24分钟时间内把各组指定的书法内容写好,他们所写的都是对新的一年的祝愿。这些参赛者根据年龄大小分成不同的组别,然后书写难易程度不等的书法内容。这项比赛吸引了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民众参与,去年遭海啸袭击以及核泄漏影响的福岛县也派出选手参赛。除了儿童,比赛还吸引了不少长者参与,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有85岁。这些长者都很高兴可以有机会和年轻人同场竞技。这次比赛的胜负将由一个评判小组集体决定,比赛结果将在1月22日公布,获胜选手将得到奖励。


日本的中国书法受容史
作者:西岛慎一


    我叫西岛慎一,今天想跟大家讲讲日本怎样接受和传承了中国的书法。讲授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日本为主语或是主体,从日本角度出发来探讨,另一种是从中国的角度或者是以中国主语或主体来探讨,今天我是以中国为主语来探讨。

    所以我今天要向大家说明的问题,一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过程,从中国流传到日本。中国人到海外,他们西方或者是欧洲国家,经常都会问,你们为什么不写日本的书法?我今天要向大家说明这个理由或者原因,通过基本提纲来进行比较详细的说明。
一、汉魏南北朝时期
    日本最早是没有文字的,日本最早的文字是汉字。汉字就是日本最开始的书法,也是接触到中国的文字或者中国的书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的书法开始于中国的书法或者汉字。大家知道《后汉书》里“东夷传”中的倭人——“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印绶”……这里记载了中国向日本当时颁发过金印,这个金印就是现在能查到的、最早的、关于日本接触到中国文字或者书籍方面内容的记载。
    在此之后,在日本一些地方经常能够发掘到汉的钱币,有人大概在这些地方经常掘开坟墓,发现了这样一些钱币。这大概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仅次于前面金印的见证 。根据日本的历史记载以及汉代的一些资料,现代能见到的最早史料就是出土的中平年间(184-189年)铁刀金嵌铭。东大寺古坟出土。“中平口口五月丙午造作支刀……”这个铁刀上面有一个金镶嵌,金镶嵌上有一些文字。
    这是魏景初三年(239年)画文带神兽镜铭。“景初三年陈是作铭……”。魏的时候,正好在日本有一个女王卑弥呼,跟中国联系非常多,她曾经亲自到过中国。当时的魏书里面有记载。《魏志·倭人传》:“景初三年,赐亲魏倭王金印紫绶、铜镜百枚……”魏皇帝当时曾经赠送给他们一百面镜子,现在日本许多地方不断出土魏时代的镜子,例如魏正始元年(240年)四神四兽镜铭。除了当时有记录的魏赠送给女王的礼物之外,在日本各地尤其是日本的西边离中国近一点的地方,其它如吴赤鸟元年(238年)四神四兽镜铭等镜子也不断出土。
    当时,直接从日本跟中国船的来往也有,通过朝鲜的交流也有。比方说百济泰和四年(369年)七枝刀铭,比较明显是当时朝鲜的东西,现在这个东西在日本的寺院,说明当时的交流是非常广泛的。朝鲜半岛当时也没有年号,也是运用中国当时的三国年号。随着中日之间的交流渐渐广泛,大概到这个时候就不是直接从中国输入进口,而是在日本生产或者制造一些有铭文的青铜器或者是铁器。当时日本没有文字,但是不能说没有文字就没有语言,他实际上有语言,他们的发音和中国肯定不同,没有文字但是有语言。大家都知道,许多少数民族也是这样,有语言而没文字。日本从中国进口中国的文字,配上他们的翻译,这个很重要的最初史料是刀的铭文和镜子的铭文。从铭文的内容来看,现在可以知道,当时日本来组织的这样一种文字,不是汉字的原文。
    我们稍微往前说一下,这些拓片大概是七世纪的时候日本遗留下来的,以上我国的产品,应该说能够确切的考证,证明以前这部分真的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东西,后面这部分实际上是后人造的。这件东西是当时朝鲜岛百济的,大概相同的时间,那么如果相比一下,就发现他们用笔结构都是相似的。我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标记,像这样的字,这个是南北朝时期的运动,这种字的字形有当时南北朝字形的专有特征,这几件实物就能够证明跟朝鲜半岛的交流。但是在这个之后,日本存下来的一些文物基本上都是直接跟大陆来往, 很少有通过朝鲜半岛的。
二、唐宋时期
    八世纪的多胡碑(和铜四年,711年),就是介绍日本书法是从中国直接引进,或者直接吸收中国书法的最早一个例子 。道光十九年,叶志诜的《安馆金石文字七种》(日本残碑双钩本一卷)里面记录这件碑的记录,当时是双钩本,后来是杨守敬给他重新复刻,赵之谦曾经临过这件东西,上面写的是日本石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件文物在日中的交流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赵之谦能临的话,说明这件东西的书迹或书法价值很大,或者说这里面的书迹跟我们当时的南北朝这个作品的风格相似,那么遗留下来的金石,尤其是这些刻碑,在这个时期也证实一些直接的文字记录。
    现在日本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件文字作品,就是当时“光明皇后”(701-760年)临王羲之的那一本《乐毅论》(天平16年(744年)10月3日藤三娘书。唐天宝三年)。这件东西在历史上或者说书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光明皇后应该是一个很了得的人物。
    日本有一个叫正仓院,原来实际上是做历史文物收藏的,相当于一个博物馆,历史上好多文物都藏在正仓院,光明皇后的丈夫非常喜欢书法,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她把她丈夫的很多书法遗迹都放在正仓院。这有一个记录,里面除了他丈夫写的东西之外,还有很多王羲之的东西。这个是当时的藏在正仓院里面的目录一部分,这里面写的是“拓王羲之书法二十卷”——天平胜宝八载(756年)6月21日奉纳,东大寺献物帐、国家珍宝帐。这上面写的是,在将军王羲之草书卷第一。很遗憾的是,现在正仓院只有这一个目录,没有实物。但是大家一直认为有可能是从正仓院传出来的。
    还有一件大概大家很熟悉的大小王真迹书一卷——天平宝字2年(758年)6月1日奉纳——这两件在当时就是正仓院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鉴真和尚东渡,鉴真和尚六渡扶桑,五次失败,第六次终于到达日本,在他带过去的这些遗物里,有记录说是王羲之的作品,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当时他带过去的这件王羲之的真迹呢?现代很多日本的学者是这样分析的,在 正仓院里面有这样的王羲之字的临书,在当时日本非常重视这些临书,当时非常盛行佛教,培养了很多写经僧。这件东西是当时写经僧练习书法的时候写下来的,当时这里面也写下了,这是现代日本正仓院留下来的当时一滴墨——正仓院藏墨,华烟飞龙凤皇极贞家墨(阳刻)。
    我们写的是则天文字,当时正仓院写的王勃诗序文里面有许多当时武则天创造的一些文字——正仓院王勃诗序,庆云四耳(707年)7月26日,下道圀胜。则天文字13种。(圀即国字,则天文字)圀依母夫人骨藏记。和铜八年(708年)
    刚才已经说了,日本是借用中国的汉字然后予以注音,那么象“王羲之”念的时候就念“Teshi”,这两个字现在又重新反过来写成汉字的话是什么?就是 “手师”,这两个字念“Teshi”。王羲之念成“Teshi”,是因为王羲之是书圣,书圣的话就必须是用手写什么东西的老师,所以“Teshi”这两个字的发音说明了日本人非常崇拜王羲之。如果再往后说的话,隋唐时期日本有公费留学生,也有自费的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当时这些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之后,带走了很多的中国文化和书法,最有象征意义的两位书法家,一个是最澄——(767-822年)贞元20年(804)入唐、《传教大师将来目录》大唐石拓13种;另一个是空海——(774-835)贞元20年至玉元和元年(804-806年)在唐学习。
    当时在日本的这些写经,大部分都藏在正仓院里,还有三十多本能够传到现在。遣唐使制度大概在大约9世纪的时候在日本就终止了,终止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唐代社会自然比较混乱,社会已经比较走向末落,另一个呢,就是那些学生在中国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文字书法还有其它的文化,他也有自信来传承中国的文化,所以这个制度到就结束了。
    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是王羲之的临书临帖,是当时叫藤原行成的人写的——藤原行成监王羲之书12帖。他临的这个作品现在还有原本,要是仔细看的话,虽然是王羲之的临帖,好像稍微有点日本自己的风格。对照一下的话,这个字相对来说比较柔和,好像更体现日本的一些性格或者说是日本人风格。这里面大概有十二件王羲之的帖子,中国的法帖里面只有三件是有记录的,剩下的在中国也没有记录。把这三个帖跟这件临本的临书来对照,可以说很忠实,虽然说笔法稍微柔和一点,但是相对来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这几帖应该是当时王羲之真实的这些帖。藤原行成他有《権记》,就是他平时的一个日记,他每天都写日记,日记也流传下来了, 这里面经常都能看到他当时从谁那儿借了王羲之,进行了临书,这是当时的记录。
    宋代大家也同时影响着日本。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的,苏东坡和黄庭坚自身就跟禅宗有相当的关系,在中国,学禅宗和尚字的人很少 。在当时张即之对日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像张即之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宝佑元年(1253年))等很多作品,现在影响很大。
    日本当时一直非常重视茶道,很多作品都是跟茶道有关系的,这些作品在日本一直流传到现在都是非常重视。很多东西在中国失去了它原有意义,都已经找不到了,相反,在日本,这些作品尤其是和尚写下来的一些作品,在宋元也许可能不是顶级的,但是我们研究宋元基础书法的时候,这些就成为当时的最主要的,应该说是在中国不太好找的一些史料。
    更主要的是还有圣一国师,这是在日本很有名的一个和尚,他到中国留学以后带回去的很多当时的拓片,这些东西全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日本,不是简单描本,是当时的整拓,就是这样都给裱好的,现代还留着。圣衣国师回到日本的年代,已经非常明确知道是宋淳佑元年(1241年),这些拓片可以证明是1241年以前的塔片,明确知道这是宋拓本的史料,现在世界上除了这个之外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研究宋拓本的最重要史料。这些拓本拓的方式非常有特点,不是我们现在做一个拓包在墙上打,大概像这么个布团子,里面可能也许是棉花或什么。
三、明清时期
    在十八世纪这些商船里面,日本贸易的商船里面大概有将近一半的货物实际上是书籍,书籍里面实际上有一半拓本类的。现在流传下来有当时一些商船的记录,非常明确地记录下了当时这些版本——写什么样的拓。大家都知道,书籍里边有思想,那么德川幕府就非常警戒,担心思想流入影响自己政权,他们对外界尤其是基督教非常警戒心。
    在中国明代万历年间,有相当多西方传教士到了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非常流行。在这方面要谈到的是《程氏墨苑》,《程氏墨苑》前面的序文是以基督教的内容为题材的,在当时日本,像这样的东西是被禁止的,日本传世的这些《程氏墨苑》里,这个序文是被切掉的,以基督教题材为内容的都被裁掉,当时对这些进口的书籍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出他们太重视这个东西。
    拓本里面以 “法中”为主。当时在中国流行这些法帖,基本上都传到了日本,在其中一艘船的记载里面,说赵孟頫《归去来帖》500部、董其昌《归去来帖》420部,跟刚才说的禅宗书法流往日本不太一样。这个时期主要是通过印刷宣传或者进口中国的方式。后来黄檗宗他们传到日本的书法以明清为主,主要是文征明和董其昌。
    当时明代灭亡以后,他们有很多人都逃到日本去的,其中有一个叫朱舜水,应该是一个皇族。当时带到日本的这个《画禅室随笔》,大家都知道是董其昌的著作,在日本出版是1840年。大家都知道,日本人读中文的技术比较弱,所以在印刷的时候做了标点而且做了读法。读的标记边写着1、2,这个都 是倒着读、顺着读的标志。在日本,有历史记载的中国书论,应该是以它的出版为最早的。当时不只是书法家,其实画家们主要读的也是这本书,主要是学董其昌风格的人非常非常多,当时中国的船只大量地带来一些拓片,尽量如此实际上数量也是不够。
    那个时候《淳化内阁帖》(10卷,1750年刊)在日本被重印五次,目前知道的是1750年最早被出版。在江户时代,出版记载有三次,第一版是1750年,之后还有1840年,还有1794~1798年开始的第三套,仔细翻开看的话,拓片应该说不是很好,甚至不能算是拓片,实际上应该是印板了——就是在木头上把这个字刻好之后印下来的,所以日本人称这个为印刷版,因为不是由正规的方式来拓的,所以拿这个和中国的《淳化内阁帖》来比较,好多地方都不是很忠实。
    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者叫西川讼迟,他对这些东西做探讨。他研究中国这个拓片的方式,因为没有中国人教,他也没有办法到中国来学,所以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自己研究,终于知道了怎么弄出拓片作品。他研究的时候,把中国传到日本的拓片放在水里面洗,墨洗净后,纸上留下来拓的时候的那个轮廓,他才发现拓是通过这样打出来的。
    美国曾经有一个学者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日本人像奴隶一样学习中国文化,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为什么会喜欢中国这些东西?其实在日本,当时非常流行中国的文学。大家看看,这边是《东坡题跋》,这是《三国题跋》,在日本两个编在一套出,很多学子都需要读这样的作品,作诗、呤诗在日本也非常流行,都要通过它们来学习。这就像写中国的诗歌,就必须像中国人一样学中国书法、画中国画,这是日本的一种学习方式。当时日本人称之谓唐诗。在日本很多词以“唐”贯名 ,只要一贯名“唐”就知道是中国的,比方说辣椒,日本人叫“唐习子”,就是我们的辣椒。
    从研究出了中国拓本的方法之后,日本出版逐渐走向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在日本出现过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一个叫韩天寿,一个叫岩田健文。韩天寿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做了集帖37卷,出版了二百种左右。其中像《曹全碑》这些也都在这里,岩田建文的《淳化内阁帖》则比原来的那套精确得多。
    韩天寿(1727-1795年)是伊势松阪的人,他因为家里非常富有,作了这个集帖。他自己认为是因为喜欢玩,可是这个集帖把他相当于百分之一的家产给消耗掉了,是相当大的一笔钱,这集帖到现在还存在。现在去研究当时的刻版,就知道它们非常精细,逐渐地日本人喜欢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字帖,之后逐渐地开始接触到篆书和隶书。一开始是明代的隶书。大家都知道,明代的隶书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样子,就像文征明写隶书一样,《曹全碑》的出版改变了大家对隶书的印象。
    像《隶辩》(日本版、宽政四年(1792年刊)二卷)、《汉隶字源》(四册(1804年刊))在日本都被篡改过。除了拓片之外,也有很多篆书可以出版,有相当多的真迹也传到了日本。当时董其昌作品非常多,但是当时作品的真假其实也都难说,当时的和尚拿来日本的作品似乎还比较好一点。这些大量传到日本的书法作品实际上是明末清初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王铎,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日本也是儒教国家,他们的儒教思想也是非常重的,像王铎这样的被称作是“贰臣”,其实当时在日本也受到过歧视,张瑞图也有过很多不好的评价。那么他们的字在日本虽然有很多人喜欢,但是从心里也对他的人品有一种厌烦。现在说起来很奇怪,有一个日本的大文豪非常喜欢张瑞图的字,但是他不喜欢张瑞图的人,所以他想学张瑞图的字,可是又很讨厌张瑞图的字跟自己的字搁在一起,所以他把张瑞图的字搁在桌子底下,一边看着张瑞图的字,一边写。可是在那个时候,有收集张瑞图的风气,其中有一个人曾经收集八十多种张瑞图的作品,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张瑞图,说怎么你收那么多张瑞图啊?一说起来,心里面很不以为然。
    大家也许以为,日本喜欢明清时期的书法是甲午战后,一般都是那样认为,其实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明清书法大量传到日本并引起人们喜爱,大概在十八世纪后期已经大量出现了。《园山胜会图录》(明治8年(1875)年展出475件)里面做了很多记载,当时日本社会整个文化风气跟江户时期应该没有太大区别,在京都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协会。当时的中国书法要做展览,这个展览里有图录,就是《园山胜会图录》。稍微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目录里面当时展出的有475件,黄道周10件、王铎5件、倪元璐3件、张瑞图7件、米万钟3件、傅山1件,所以量非常大。所以现在日本这些人的作品非常多,明清之际的大家作品,从它的装裱格式来看的话都是江户末期或者说明治初期的装裱,可见就是当时传到日本的。
四、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变化
    我们现在讲到日本明治时期,到明治为止,日本文化的气息都有中国书法或者是中国的文化的气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整个文化体系又开始吸收西洋文化,就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了,这个时候中国书法在日本的状况开始有所转变。
    从明治维新开始,受西方文化影响,西化的东西开始进入日本,日本人对书法的认识、作品的创作,包括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接受也都开始转变。我想今后会有这样的机会再给你们解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书法在中国的受容。
    到了明治这个时期,日中间的交流就更广泛了,因为那时已经有汽船了,以前划帆船来回需要几个月,这个时候来往就非常广泛。同时,直接接触中国书法或者中国书法家的机会就增多了,这个时候中国也开始介绍日本。这期间主要有叶志诜(1779-1863年)——多胡碑、潘祖蔭(1830-1890年)——日本金石年表 、付云龙——日本金石志(光绪15年) 和杨守敬(1839-1915年)——邻苏園帖 。
    潘祖蔭他们都其实都没有到过日本,付云龙曾经做为中国大使馆参事官到过日本,他不光研究日本的书法,同时也研究日本社会状况,都做过记录和介绍。杨守敬大家都很熟悉,他带了很多的拓片到日本,同时也在日本收集了很多史料、资料,拓片回到中国,他的文献有很多。
    我们今天大概地做了一个简介,日本的书法的受容,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刚才谈到日本的书法到明治维新为止,是纯粹的中国思想;明治维新以后,受西方文化影响了之后,日本的中国文化后来发生了变化,除了日本自身原因之外,还有中国书法本身、包括中国政治本身的变化。
    康有为有一本书《广艺舟双楫》,曾经跟留学生也探讨过中国的传统书法思想,他分别进行了批判,或者说他有自己重新认识中国书法的一套思想。
    今天,中国书法不再仅仅是中国的书法,而应该放到整个世界范围内来考虑。并且,中国书法会受到西方思潮、西方艺术、西方文化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现在印刷突飞猛进,资料也很多,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应该在你们脑子中有一个印象。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我们对我们的先辈,包括我们的文化、我们先辈写下的这些理论,通过对他们的学习,我们重新反思,思考我们现代的中国书法。
    在今后中日双方,不仅是中日双方,还包括朝鲜和韩国,还有其他国家,在以中国书法为中心的不断生热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有一条一定要值得我们去想,去反思,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要有什么的思想,有什么样的方针,指导我们的书法。
    我刚才再三提到的,没有思想,应该说就没有文化,就很难进行文化交流。如果我们再三地去认识日本书法,我们就会看到,日本书法中间有很多断层,这些断层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思想。所以,我们需要文化,需要思想。
 楼主| 发表于 2012-1-11 06:56:40 | 显示全部楼层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梁嘉文 特约撰稿秦逸发自北京
     有这样一句话:要研究中国历史,那么请到日本去。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日本保存着大量的中国古建筑、古籍,以及难以计数的其他中国文物。比如,日本古都京都就是当时日本仿照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的。而这样的古建筑,在当今中国已经难觅踪迹了。    也正是出于如是的考虑,1944年二战期间,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向美国盟军提议,对日本本土的“地毯式轰炸”计划中排除轰炸古都京都和奈良。美军最终采纳了梁的提议。京都和奈良古建筑得以保全。    中日两国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以及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深厚影响,大量的中国文物通过购买、赠予、交换等正常方式流向日本。但是,自近代以来,因为日本对中国的渗透以及入侵,更大规模的中国文物被日本有组织、有预谋地掠夺。朝鲜反抗日本侵略获得大捷的历史。后来,这块碑被掠夺到了日本,放置在靖国神社。牛宪峰总结韩国后来将其成功索要回国的经验说,韩国首先是通过民间层面沟通,沟通好了,再上升到政府层面。 其实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非常成功的追讨事例,比如在文物研究领域,人们很熟悉的王世襄这个人就是个典型代表。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曾赴日本各地追讨日本侵略时掠夺走的文物,一年之内追回七大批共一千多件。遗憾的是,追讨工作后因内战爆发而中断,解放后,王世襄先生受到政治运动冲击,被打为“右派”。 文物追讨需要政府鼎立支持 追讨文物的途径和方式与文物当初流失的原由密切相关。 曾任国家文物局组长的罗哲文先生告诉本报,流失文物分为好些情况,有些是国际公约所明文禁止的,比如盗墓、走私,这类流失文物可以依法追讨。还有很多是战争期间流失的,比如圆明园流失的文物,就是掠夺走的。站在被掠夺者的立场上,会认为掠夺者任何时侯都应该无偿归还,“但是对方也可以不理你”,因为掠夺者转手就把文物卖了,其和文物现在的所有者并不是一个人,现在的所有者就表示说自己是合法购得的,受到自己国家的法律保护。 这正如东京国立博物馆给本报的回复一样:“(文物)是当前所有者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就用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就给搪塞了。 而即便是依据有关国际法索取文物,也存在一个相关国际法的法律效力难以溯及长远历史年限的问题。牛宪峰先生因此认为,文物追讨特别需要国家层面的谈判与协调,通过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问题。 中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则十分关注那些因盗墓走私出境的流失文物,他认为打击盗墓,追讨走私流失的文物是当前的重点。“几百年前流失的文物,可以争取,那些文物权属相对明确,也处于被保护的状态下,只是需要国家依据国际公约堂堂正正去讨要。” 比如,有个例子值得一提。 2009年年初,在北京历代帝王庙,国家文物局和首都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成功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专题展览,每一件文物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坎坷曲折的故事,其中的北魏菩萨立像1994年被盗后流往境外,被日本美秀(MIHO)博物馆购得。2000年,国家文物局获悉这尊菩萨像在日本美秀博物馆展览,立即与日本美秀博物馆进行交涉。经过磋商,次年双方签署备忘录,日本美秀博物馆同意将菩萨立像无偿归还中国。中国方面鉴于日方为此受到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以及无偿归还的友善态度,同意美秀博物馆借用该文物展示七年。 至于中国人高价购买流失海外的文物,谢辰生先生不太赞同。首先是文物来路不明,如果是侵略战争时期掠夺走的,那么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正式追讨,虽然这很难,但是要保留这个权利,否则私人高价购买容易被对方误认为是放弃了法律追讨的权利。新闻纵深:文物追讨缘何欠缺“法宝”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有资料显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批稀世艺术珍品因为战争、盗窃和走私等方式而流失海外,分散于47个国家共200多间博物馆,数目达164万件。据说,民间收藏可能是馆藏的10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中国文物学会分别进行的统计,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包括书画、青铜器、陶瓷、玉器、雕塑、甲骨、典籍等各类珍品,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 另一个数据则认为,在日本侵华期间,中国流失逾360万件又1870箱文物,741处古迹被毁。流失海外近3万片的甲骨片之中,日本收藏最多,达1.3万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战争和非法途径导致的文物流失问题日渐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联合国大会曾多次通过决议,号召世界各国在文物归还原主国和禁止文物走私活动方面实行广泛的国际合作。1973年,联合国大会第28届会议通过了《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的3187号决议。这是联合国首次做出关于归还掠夺艺术品的决议,体现了对原主国权利的尊重。 关于战争期间被掠夺文物的归还,近年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了一个现代国际法的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这个原则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为了防止和解决文物流失的问题,近几十年国际上制定了一系列的公约。主要包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4年5月14日在海牙通过《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根据公约,禁止从被占领土出口文化财产。万一这种财产被非法出口,必须归还原地。公约还明确禁止侵占文化财产作为战争赔偿。中国于1999年10月31日、日本于2007年12月10日加入该公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11月14日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主要宗旨是保护缔约国的文化财产免受偷盗、秘密发掘和非法出口的危险。中国于1989年加入,日本于2002年加入。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6月通过《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公约规定,被盗文物的拥有者应当归还该被盗物,缔约国可以请求另一缔约国法院或者其他主管机关命令归还从请求国领土非法出口的文物。中国1997年加入了该公约。日本尚未加入。 国际上虽然出台了一些国际公约,但是历史上流失的文物并没有因此归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国际公约的溯及力,其次是国际公约的执行力。另外,处于某些原因,很多国家博物馆或收藏机构主观上并不希望归还其收藏的流失文物,甚至对参观、拍照都严格限制,使得政府出面交涉异常困难。(本报综合整理,部分内容摘自牛宪峰先生所撰写的论文《浅析依法讨还历史上的流失文物》) 2010年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召开的APEC峰会间隙,日本首相菅直人(左)向韩国总统李明博展示关于朝鲜王国的历史文献。路透社韩国追讨流失文物官民总动员 只要能拿到文物,无论采取法律、谈判、交流、购买抑或租借等方式,韩国都不介意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詹德斌发自上海 2010年11月14日,韩日两国政府签署了协定,日本将在此后的半年内向韩国移交《朝鲜王室仪轨》等1205卷文物性质的图书。这些文物是日本殖民韩国时期掠夺到日本的,而通过各种方式流失到日本的韩国文物还有数万之巨。追讨流失海外的文物,成为了韩国政府与民间上下齐心努力的目标。 对于同样是文物流失大国的中国来说,韩国政府以及民间的一些追讨做法值得借鉴。 加紧制订流失文物目录   日本政府决定移交的图书包括《朝鲜王室仪轨》、《大典会通》、《增补文献备考》、《奎章阁》等1205册。韩国媒体称,这些图书只是韩国流落日本的众多文物中的一小部分。韩国文物厅发表的最新统计称,目前得到    中国旅日华人学者萨苏感慨地说,在日本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或多或少都保存有中国文物。由此可见,中国文物在日本数量规模之巨。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就流失了超过360万件又1870箱文物,741处古迹被毁。    这是历史。那反观现实又是如何呢?    日本共同社报道,2010年圣诞节前夕,在东京银座一家古董店举办的中国古董拍卖会上,中国人竞拍踊跃。当前,在日本各地举办的中国古籍以及艺术品的拍卖会越来越多,吸引了众多前来竞拍的中国游客。确认的有共116896件韩国文物流散在全世界20个国家412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及个人共收藏。其中,日本61409件,美国28297件,还有很多文物散落在英国、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地。   韩国文化遗产厅曾于2010年2月公布,日本的250多家机构及个人共收藏了61409项韩国文化遗产,包括韩日强行合并时期经营“南鲜合同电气公司”的小仓武之助收藏的“小仓收藏”1856项文化遗产,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共有6751项韩国文化遗产。此外,日本国会图书馆、宫内厅、京都大谷大学分别藏有6748项、4678项、5605项。日本57处国有大规模设施,东京增上寺、京都知恩院等145家寺院,以及48个个人等都收藏、保管着这些文化遗产。   韩国媒体认为,上述数字只是查清的件数。由于个人收藏者不愿公开收藏事实,所以这一数值也不准确。韩国媒体估计,如果加上日本个人收藏者手中的韩国文物,总件数应该在30万左右。目前,韩国文物部门正在调动相关力量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以便制订流失文物的完整、翔实目录。 政府与民间齐追讨   日本是韩国追讨文物的重点对象。1965年韩日建交时,两国政府签署了《韩日协定》。其中规定,日本将返还宫内厅收藏的部分文物,但无权干预民间所有的韩国文物,所以只会规劝民间人士返还。当年,日本政府归还给韩国1321件文物。   韩国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始终坚持日本返还掠夺走的所有文化遗产,”尽管韩国政府坚持上述立场,但日本政府此后再也没有归还过文物,直至日本吞并朝鲜半岛100周年的现在。   韩国民间在追讨文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很明显。韩国国内除了有国会议员们组织的“收回朝鲜王朝实录的国会议员团体”,韩国佛教界还于2006年3月份成立了“朝鲜王朝实录归还委员会”,首尔大学也与东京大学从学术交流的层面开展收回文物活动。   韩国的民间活动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果。日韩佛教福利协商会、韩日佛教福利协商会、靖国神社2005年首先达成了返还保存在靖国神社的“北关大捷碑”协议,然后才是韩日政府层面协商返还程序。2006年2月,日本人藤塚明直将2700余件文化遗产返还给韩国;10多年前,前三口女子大学将寺内正毅文库135件返还给了结成姐妹学校的庆南大学。2006年,日本东京大学将47册《朝鲜王朝实录》五台山史库本以“永久捐赠”方式交给韩国首尔大学。   截至2010年8月,韩国共从日本和美国等10余个国家回收了8160件文物。其中,通过韩日政府间协商、捐赠、购买等方式,从日本回收了5107件文物。从美国主要是通过长期租借、捐赠等方式收回1233件,从西班牙也主要是捐赠方式获得892件。 实用主义原则   最近的一二十年里,韩国人对文物的重要性进行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韩国媒体称,文物是见证民族历史足迹的文化遗产,是民族灵魂的凝结。灵魂被夺走了,就一定要找回来,不管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韩国目前已经将日本决定返还韩国文物视为收回文物的一个转折点。韩国今后将会开展由政府、学界、媒体和市民团体参与的立体式的文物收回运动。如果能证明文物是被掠夺而走的,韩国政府将会出面以法律或者谈判解决。在没有法律的强制力、政府也出不了面的情况下,则由民间开展回收运动,政府侧面支持。 韩国文物当局已经开始制作流失文物的详细名录,并着手研究文物流失的路径。韩国外交部最近在研究成立专门小组负责收回流失文物问题。韩国文物厅决定今年4月设立负责回收文物的机构,以便调查文物出处、制定国别性的回收战略、协调政府和民间的关系等。   在收回文物方面,韩国似乎也在本着实用主义原则。也就是说,只要能拿到文物,无论采用法律、谈判、交流、购买抑或租借方式都不介意。韩国媒体认为,日本在返还《朝鲜王室仪轨》等图书时主张“移交”,韩国政府也尽量照顾日本的情绪,而不强求日本使用“返还”一词。    一位旅日观察人士忧心地说,当中一些中国文物很难说不是战争时期被掠夺过去的,但是中国游客不问文物出处,盲目高价购买。这将不利于今后的文物追讨局面。 日本有计划地掠夺中国文物    近两年来,追讨圆明园流失海外文物的行动,深为社会关注。同时,给外界留下的普遍印象是,中国的海外流失文物主要集中在欧美。其实,现实并非如此。有权威专家指出,最庞大的中国文物海外流失地很可能是一海之隔的日本。流失的原因主要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掠夺以及长期存在的非法走私。    可是,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究竟有多少?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不过可以肯定,数量十分巨大。这一点,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馆藏中就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佐证。    该馆电子邮件回复本报采访时说,该馆收藏的中国文物约有一万件(该馆的文物收藏总量约9万件——编者注)。但对于这些中国文物的来源,该馆在电子邮件中只是回应说:“(中国文物)究竟什么时间或是经过什么途径来到日本的,很难一概而论。”    东京国立博物馆有意回避了“一些中国文物来源是否合法”的提问,并且还强调,“本馆的收藏品完全是当前所有者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并不否认文物以往的所有者非法获得的可能性。    据本报记者了解道,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上万件中国文物中,有上至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瓷器字画等等。而流失日本最为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当属“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那是日本在侵略战争中从中国掠走的,之后便不知下落。一位关注过此事的旅日华人猜测,不排除日本人把头盖骨化石隐藏起来,避免中国索要的可能性。    非法流失到日本的“国宝级”文物也是难以计数。中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先生,年近九旬,他对本报记者如数家珍地谈到,抗日战争打响之前,日本人就派遣了各种探险队,到处搜集中国文物,比如天龙山佛像的头部就被日本人敲走。战争期间,日本人更是明目张胆地大肆掠夺。比如洛阳金村墓葬出土的大量铜器、古籍,宋代百善楼200个宋代版本的善本书等等。朝鲜反抗日本侵略获得大捷的历史。后来,这块碑被掠夺到了日本,放置在靖国神社。牛宪峰总结韩国后来将其成功索要回国的经验说,韩国首先是通过民间层面沟通,沟通好了,再上升到政府层面。 其实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非常成功的追讨事例,比如在文物研究领域,人们很熟悉的王世襄这个人就是个典型代表。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曾赴日本各地追讨日本侵略时掠夺走的文物,一年之内追回七大批共一千多件。遗憾的是,追讨工作后因内战爆发而中断,解放后,王世襄先生受到政治运动冲击,被打为“右派”。 文物追讨需要政府鼎立支持 追讨文物的途径和方式与文物当初流失的原由密切相关。 曾任国家文物局组长的罗哲文先生告诉本报,流失文物分为好些情况,有些是国际公约所明文禁止的,比如盗墓、走私,这类流失文物可以依法追讨。还有很多是战争期间流失的,比如圆明园流失的文物,就是掠夺走的。站在被掠夺者的立场上,会认为掠夺者任何时侯都应该无偿归还,“但是对方也可以不理你”,因为掠夺者转手就把文物卖了,其和文物现在的所有者并不是一个人,现在的所有者就表示说自己是合法购得的,受到自己国家的法律保护。 这正如东京国立博物馆给本报的回复一样:“(文物)是当前所有者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就用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就给搪塞了。 而即便是依据有关国际法索取文物,也存在一个相关国际法的法律效力难以溯及长远历史年限的问题。牛宪峰先生因此认为,文物追讨特别需要国家层面的谈判与协调,通过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问题。 中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则十分关注那些因盗墓走私出境的流失文物,他认为打击盗墓,追讨走私流失的文物是当前的重点。“几百年前流失的文物,可以争取,那些文物权属相对明确,也处于被保护的状态下,只是需要国家依据国际公约堂堂正正去讨要。” 比如,有个例子值得一提。 2009年年初,在北京历代帝王庙,国家文物局和首都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成功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专题展览,每一件文物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坎坷曲折的故事,其中的北魏菩萨立像1994年被盗后流往境外,被日本美秀(MIHO)博物馆购得。2000年,国家文物局获悉这尊菩萨像在日本美秀博物馆展览,立即与日本美秀博物馆进行交涉。经过磋商,次年双方签署备忘录,日本美秀博物馆同意将菩萨立像无偿归还中国。中国方面鉴于日方为此受到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以及无偿归还的友善态度,同意美秀博物馆借用该文物展示七年。 至于中国人高价购买流失海外的文物,谢辰生先生不太赞同。首先是文物来路不明,如果是侵略战争时期掠夺走的,那么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正式追讨,虽然这很难,但是要保留这个权利,否则私人高价购买容易被对方误认为是放弃了法律追讨的权利。新闻纵深:文物追讨缘何欠缺“法宝”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有资料显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批稀世艺术珍品因为战争、盗窃和走私等方式而流失海外,分散于47个国家共200多间博物馆,数目达164万件。据说,民间收藏可能是馆藏的10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中国文物学会分别进行的统计,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包括书画、青铜器、陶瓷、玉器、雕塑、甲骨、典籍等各类珍品,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 另一个数据则认为,在日本侵华期间,中国流失逾360万件又1870箱文物,741处古迹被毁。流失海外近3万片的甲骨片之中,日本收藏最多,达1.3万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战争和非法途径导致的文物流失问题日渐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联合国大会曾多次通过决议,号召世界各国在文物归还原主国和禁止文物走私活动方面实行广泛的国际合作。1973年,联合国大会第28届会议通过了《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的3187号决议。这是联合国首次做出关于归还掠夺艺术品的决议,体现了对原主国权利的尊重。 关于战争期间被掠夺文物的归还,近年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出了一个现代国际法的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这个原则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为了防止和解决文物流失的问题,近几十年国际上制定了一系列的公约。主要包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4年5月14日在海牙通过《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根据公约,禁止从被占领土出口文化财产。万一这种财产被非法出口,必须归还原地。公约还明确禁止侵占文化财产作为战争赔偿。中国于1999年10月31日、日本于2007年12月10日加入该公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11月14日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主要宗旨是保护缔约国的文化财产免受偷盗、秘密发掘和非法出口的危险。中国于1989年加入,日本于2002年加入。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6月通过《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公约规定,被盗文物的拥有者应当归还该被盗物,缔约国可以请求另一缔约国法院或者其他主管机关命令归还从请求国领土非法出口的文物。中国1997年加入了该公约。日本尚未加入。 国际上虽然出台了一些国际公约,但是历史上流失的文物并没有因此归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国际公约的溯及力,其次是国际公约的执行力。另外,处于某些原因,很多国家博物馆或收藏机构主观上并不希望归还其收藏的流失文物,甚至对参观、拍照都严格限制,使得政府出面交涉异常困难。(本报综合整理,部分内容摘自牛宪峰先生所撰写的论文《浅析依法讨还历史上的流失文物》) 2010年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召开的APEC峰会间隙,日本首相菅直人(左)向韩国总统李明博展示关于朝鲜王国的历史文献。路透社韩国追讨流失文物官民总动员 只要能拿到文物,无论采取法律、谈判、交流、购买抑或租借等方式,韩国都不介意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詹德斌发自上海 2010年11月14日,韩日两国政府签署了协定,日本将在此后的半年内向韩国移交《朝鲜王室仪轨》等1205卷文物性质的图书。这些文物是日本殖民韩国时期掠夺到日本的,而通过各种方式流失到日本的韩国文物还有数万之巨。追讨流失海外的文物,成为了韩国政府与民间上下齐心努力的目标。 对于同样是文物流失大国的中国来说,韩国政府以及民间的一些追讨做法值得借鉴。 加紧制订流失文物目录   日本政府决定移交的图书包括《朝鲜王室仪轨》、《大典会通》、《增补文献备考》、《奎章阁》等1205册。韩国媒体称,这些图书只是韩国流落日本的众多文物中的一小部分。韩国文物厅发表的最新统计称,目前得到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峰也向本报指出,1945年前的50年,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都是有计划的战略行为。比如参与修建“满洲铁路”的很多日本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历史文化以及考古方面的学者,他们以调查当地地理情况为由,摸底中国文物古迹,“他们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知道哪些文物值得拿,哪些不值得拿。”

发表于 2012-4-25 10:42:43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啊!
发表于 2012-4-25 10:53:38 | 显示全部楼层
晕死也不加点分  
发表于 2012-4-25 10:54:05 | 显示全部楼层
好人一个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加入

本版积分规则

QQ|手机版|小黑屋|全部链接|Archiver|排行榜|书画互动网站地图| 加入收藏 |

Copyright © 2005-2016 书画互动 版权所有 吉ICP备11002172号-1

  QQ群1:9872875 QQ群2:6577375 QQ群(柳体楷书交流):147203020 QQ:236147427 艺术投稿E_mail:bszzg@163.com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