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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镛书法与王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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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8 13:34: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按:无意中看到一篇10年前的关于王镛书法以及王镛现象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现转过来,与大家共赏,需要说明的是,欣赏、崇拜王镛的人看完后可能会很不舒服的哦。
“文革”结束后,书法艺术后继无人,一批中青年填空补缺,在书法由沉寂走向喧嚣的过程中浪得虚名。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也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也是无奈的选择。当代书坛在向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开掘中,深度不好说,而广度的确可称上穷碧落下黄泉,争奇尚异,捷足先登者便扯起“创新”的大旗。书坛陷入“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漫流状态,于是“流行”蔓延。经声佛号四起,真假如来难辨,各路神仙便于无佛处称尊,经如何念,灵如何祭,成为得时便成草头王者的策略选择,各种各样的“创新”手法五花八门,其中歧义化、陌生化与阅读障碍为最易用、最习用、最见效益的方法。歧义化、陌生化与阅读障碍巧妙地避开了书法传统中一座座难以企及的高峰,使得书法艺术中原有的审美参照系与价值评估语言失效;无规则游戏与无标准评价使得书坛大众失去了书法鉴赏与批评的话语权,任由某些霸权话语信马游缰、信口开河。书坛的纷乱状态,一如三教九流杂聚的夜总会,闪烁迷离,眼花缭乱,充满了神秘和诱惑。
关于王镛书法
在上述的时代背景下,当今书坛取法“民间书风”者,是制造歧义化、陌生化、阅读障碍化的斫轮老手,它使一些书家蒙上了特异功能的神秘色彩,他们指鹿为马,变乱黑白,在竞技的跑道上任情的发挥着自己的胆量和想象力。可惜的是,至今连“民间书法”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没弄明白,一如对“流行书风”这一概念的认定。正所谓“民家书法是个无底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民间书风的出现,有着艺术自律之外的原因。纵观书法艺术史,历史上高峰林立,篆、隶、草、行、楷诸体演变,“制高点”几乎全被前人占尽,后人尽管可以“破体”求变,也已难于古人比肩。因而当今书坛,聪明人不甘心做“书奴”,便反其道而行之,纷纷抢占“制低点”,从而演出了一出走向“民间书风”的集体大逃亡。王镛则是取法民间书风、倡导流行而有成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镛少年时对唐宋名家的经典书风均有涉猎,但是彼时的社会动荡与个人经历注定了他仅仅是浅尝辄止,缺乏扎实的传统功力与深厚的国学基础奠定了他不可能沿着精英书法之路走下去。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特有的躁动与紧迫感使他跨越式的转向了对民间书风的追寻。“汉晋民间书家留下的碑文砖瓦之朴质无华,似拙实巧与于右任的信手掂来,化腐朽为神奇,充满天趣的极诣,则诱发了他近年的变法与自家风格的成熟”(薛永年《贵能深造求其通》,载《王镛书画篆刻集》,河北美术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在王镛早期的书法作品中,取法经典、重视技巧、传统章法和表现形式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其对风格的着意追求中,整体意识逐渐加强,美术理论与形式主义倾向凸现了作者以审美知觉与趣味为第一视点的首要关注。他曾经表白说:“近十年来,我偏爱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种种书体的早期阶段,……我觉得这一类书风总是充满着原始的、质朴的、粗率的美,也最富于生命之表现力。……另一方面,我偏爱民间书法,……民间书法的可爱之处,在于朴实真率,在于对心灵表现之自然深露。这是因为民间书手的创作心态绝无恭谨矜持之累。”(致陈新亚信,见陈新亚《王镛书气的构成及笔语解析》,载《王镛书法集》,荣宝斋1992年6月出版)显然,王镛的选择是以放弃经典书法的丰富性与高难度表现为代价的。正如陈新亚指出的那样:“有意识的把审视对象指向古代民间书法,指向非文化规范的实用书刻之迹,而表现为粗犷、稚拙、荒率和简化的书写情调。当他与文人系统的书法相对应时,必然带有对正统书学价值观的叛逆性格。”(引文同上)沿着这种方向性的选择,与其说王镛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不如说他取得了方法意义上的成功。当然,与他那种散漫、疲沓的篆刻创作相比,其书法则有过不少精彩的作品,遗憾的是这种作品愈来愈少,当真善美的终极关怀被漠然淡忘,粗俗正伴着“引领时风”的狂想曲迅速而来。民间书风使书法的追求回归了形而下的层面,形式的追摹成为既得利益者心仪的最终鹄的,品味的诗意与文化意蕴均已退避三舍。在“首届流行书风提名展”中所列示的作品,除了用笔显得更为老道之外,其精神意蕴与文化品味已经蜕化成为一种自我嘲弄的虚妄,非文化、非智慧的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已经使书法艺术创造堕落成为一种纯生理快感。当面对着一大批仅以歧义化、陌生化和阅读障碍等技术手段以媚俗欺世的东西而无言语对时则只能以“不容易”含糊其辞了。(见《首届流行书风提名作品展》王镛对赵冷月书法“有信”的评语)
在王镛的书法创作沉湎于粗疏简陋的民间层次,顺着流行的潮流成为放任节制的漂流时,侏儒症也便潜伏潜伏其中了。在我在书店的削价处理柜台上看到《王镛书法集》灰头土脸的地静卧其中时,不知这是偶然的冷遇还是一种未来宿命的谶言。
关于王镛现象
王镛的成功推动了民家书风的侵润,也使其成为流行书风的代表人物,当代书坛处在了三尺之僮、十室之社莫不谈民间、写流行、盖俗尚成矣的状态。尤其是一帮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故作天真、强装稚拙,一本正经的打滚撒娇、装疯卖傻,不免滑稽了些。民间书法与流行书风在当代的意义,在于创造了一种低层次的审美取向与价值评估以消解传统书法中经典书风的价值观与审美标准,以新的游戏规则则迎合了一些欲在书法艺术领域以速成取得成就感和荣誉感的书坛大众,使得大批学养不高的人轻易进入展览中和书家队伍中,就像音乐中的卡拉ok迎合了大众的参与和自我表现的需要而迅速被社会接受一样。故此也可以说,王镛现象是书法艺术由雅文化和士大夫艺术走向大众化、市俗化、平面化以及展览机制下的产物。在消解经典、消解主流、消解中心、消解意义、消解权威的流行文化进程中,它提供了一种方便、简单的工具和途径。然而简单化、粗糙化的同时,也在消蚀着书法艺术的本体、试图以流行取代主流则把书法彻底推向了快餐艺术和俗文化。何况更多的效仿者不但艺术才能上远远不及王镛,就连学养上也相距甚远。如果说诗书画印的综合素质倘能使王镛于无佛处称尊的话,其他一些追随者只能是自郐一下,可以不论了。一些流行书风论者在批判经典书法保守和不思进取的同时,自己却干着倒退的勾当,“易雕宫于穴处,反与辂与椎论”,“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堂孙过庭《书谱》)。向着粗俗、媚俗、低俗漫游,有些人则已经成了艺术垃圾制造专业户。
“创新”要比“创美”容易的多。我们还记得当年27岁的史瓦茨格勒用剃刀一下一下地切割自己的生殖器直至死亡时,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诞生了。自1972年“卡塞尔文献大展”以录像方式展示了这一艺术事件,至今令所有的行为艺术家自愧弗如。当在书法艺术之林中增添任何一点美的创造都十分艰难时,很多人一窝蜂的倒向了创造“丑”不失为另一种速成的捷径,因为这简单到只要转换一下观念便可。正如这一届在日本召开的世界残疾人大会所提出的新理念:残疾不是缺陷而是特点。如此看来,民间艺术的卑陋不少缺陷而是特点。
流行书风的炒作使王镛现象骤然升温,终于由发热而发烧而发昏,王镛更像是一个被追星族们宠坏了的大男孩,“引领时风”的欲望之火被点燃,“时代先驱”的使命感、“书坛灵魂”的高贵感等变成了颐指气使的专横跋扈,这在《答周俊杰先生《万言书》》中有着出色的表现。有评者说王镛“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向阳《学高方为师 德高才是范—也说学者风度并致周俊杰、王镛先生》,载《书法》2002年第7期)。而其书法创作中的夸饰矫情与漫无节制则是这种思想和心理的外溢。
取法民间书风应该是一项艺术提纯工程,应该是过滤掉非艺术的渣滓,提取具有现代生命活力的的健康基因,推动书法艺术与时俱进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那种以狂怪充大气,以粗俗充质朴,以做作充天真其实是一种误入倒退的歧途。至于把一些随心所欲的涂鸦皆当做神来之笔或展览或出版,未免太自恋了。元人戴表元《题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中批评那些虽不可一世却终于在人品、艺品的阶台下跌到的现象时说:“虽复巧施为、高布置,盖以不胜俗态丑状,不过反为林泉草木之辱,有识途者往往含笑唾弃而去。”(载《全元文》卷42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王镛以篆刻成名最早,其次是书法,再次是国画。其创作水平现在看来已倒了过来,以画最好,尤其一些焦墨山水甚为精彩,书法次之,印又次之。唐人孙过庭《书谱》有言:“或藉甚不渝,人亡业显;或凭附增价,身谢道衰。”愿王镛书法不仅仅止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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