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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书画的作伪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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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18 07:57: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书画作伪历史十分悠久,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已蔚然成风,宋时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伪高潮,元代稍有衰落,尤至明代达到顶峰。
明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复兴,书画市场也日趋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包括徽商、晋商、闽商等在内的富户,他们手中聚集了大量财富。这些有钱人“多有长物之好”。于是便附庸风雅,介入到收藏以示炫耀。这正如何良俊所说:“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誇以为观美。”加之朋友间聚会也常以书画名迹斗艳,以显示个人的身份。此风一旦形成,就需要大量书画作品供应。而前代书画存世又极少,因此作伪之风就变得更加历害。富商们成为了赝品销售的主要对象。
至明代后期,鉴藏之风盛行,书画交易日趋繁荣,出现了“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鼎,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的景象,不少文人也侧身其间,参与书画造假,从中牟利,从而形成了一股难以抵挡的作伪风潮。
一、作伪之风与地区
在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明代中期,古玩书画行业亦十分兴旺,沈德符观察到这种现象后指出:“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周)、唐(寅)之画,上等荆、关;文(徵明)、祝(允明)之书,进参苏、米,其弊不知何极。”这种不论真伪贵贱的疯狂争购,使得市场作伪之风十分泛滥。一些官绅士大夫、富商大贾争相购藏古玩字画的情况在当时已是十分普遍。如锡山(无锡)巨富安国就有收藏喜好,对骨董书画的搜罗,不惜物力,单是“石鼓十拓”就让他“搜罗二十载,耗费万金。”像这样痴迷的收藏商贾不胜枚举,这恰好给制造伪书画者提供了骗人牟利的绝好机会。在如此情势之下,便极大地带动了书画作伪的风气。
这时期书画作伪地区分布之广,作伪人数和方法之多,以及赝品流传之广,均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据记载,嘉靖年以前,江浙地区仅仿造赵孟頫书画的大小作坊就多达四百余家,由此反映出明中期作伪之风是何等兴盛。
尤其是苏州,作为明代中后期书画造假最富盛名的地域之一。临仿、伪造、代笔等行径已成规模流水线作业,很多史上最著名的书画赝品都出自此地。詹景凤《东图玄览编》曾指出“苏州专诸巷,伪造书画”。当地的山塘街专诸巷及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为数众多的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这些伪作大多用绢本,有着题材广泛构图严谨、色彩鲜艳且画法工细之特点,时称“苏州片”。但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很多伪作竟出自名家的子孙、亲友和弟子之手。例如苏州专诸巷钦氏父子兄弟齐上阵,专门伪造宋元以来大家的书画,其中有宋徽宗赵佶、李公麟、郭熙、董源、范宽、刘松年、马远、钱选、夏圭、王冕和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等数十人,或巨幅或长卷,或小条短幅,数量甚多,故有“钦家样”的恶名。
事实上,“苏州片”的制作大多数有稿本,且以绢本青绿工细画居多。所造名头也大多是古代名家,如唐李思训、李昭道,宋赵伯驹、赵伯骕兄弟。但论造假商品最多的当属仇英。其《清明上河图》是众人争相仿造的对象,流到市场的版本就达几十余卷,他们根据仇英工笔青绿的画风特点,大量仿照制作。另外,伪文徵明作品的也不少。文氏的书画在当时已是“遍海内外,往往真不能赝十二,而环吴之里居者,润泽于先生手凡四十年。”由于文徵明为人宽厚,伪造其书画的人就更加肆无忌惮。明人冯时可就曾写道:“有伪公书画以博利者,或告之公,公曰:‘彼其才艺本出吾上,惜乎世不能知;而老夫徒以先饭占虚名也。’其后伪者不复惮公,后操以求公题款,公即随手与之,略无难色。”故文氏书画的伪作和代笔相当多,情况较为复杂。此外,还有一些署李公麟的款,如《西园雅集图》、《白描罗汉图》等,这些作品线条软弱,人物呆滞无神。
造假者不仅仅满足于仿制,有的还在画后面做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頫、鲜于枢、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等大名家的题跋,以增强真实性,达到欺骗性之目的。像这类仿制名人字画的,在其时市场上已是炙手可热的商品: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米芾)之假帖,渑水燕淡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仅明代苏州地区,伪“文、沈、唐、仇”明四家的作品不可胜数。以致孙克弘“晚年画马远水、米南宫父子云山,远近千请无虚日。人有伪貌其笔以衣食者无数,当路悬购,十不得一真,率采声而已。”当时甚至有人专门低价收购赝本,然后再托大家名以高价出售。因而即使明知是赝品,也能卖到真迹的一半价格。
不止苏州,在全国其它地方,书画作伪也是相当严重。上海松江一带的作伪者,大都以造董其昌字画最多。他们多学赵左、沈士充等松江派画法。所作董画一般多用湿笔,水分较多,无董画之生拙清秀之气。由于作伪的发达,以致当地的古董贩子张泰阶为了以假充真,混淆视听获得暴利,特为此编撰《宝绘录》一书,专门记录着那些制造古代大名家的作品,如伪作三国吴曹不兴、晋代顾恺之、陆探微、隋代展子虔、张僧繇以至宋元诸大家之作。其中不乏有“元四家”和“明四家”。可谓集晋唐至明代书画共二百多件名迹。并宣称书中丹青墨宝皆“稀世真品”。后经人揭穿,此书所载书画皆伪作。但仔细分辨作品,各家风格不同,也并非张氏一人所为,显然由专门书画作坊伪造。故清吴修有诗讥讽道:“不为传名定爱钱,笑他张姓谎连天,可知泥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
至于江西南昌地区,则有专门伪造黄庭坚、文天祥等人书法的作坊。其特点是纸绢染得很黑,显得十分陈旧。毫无根据的乱造,水平极为低劣。
然而,明末时期,河南开封地区也有一批人从事伪造唐、宋、元时期的名家书法作品。其特色在于作假的大都是历代名家书法作品为主。如唐代颜真卿、柳公权,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赵构,元代的赵孟頫等人的书法。但由于其作旧的痕迹太明显,那种随着时间流逝所形成的自然褶皱感,造假者则是用手揉搓出来,因此看上去不自然。
在当时南京,作伪状况也相当空前,这种作伪现象至李日华时代依然兴盛。万历四十年底,夏贾从南京回来,毫无收获,身无一件书画,无可奈何地告诉李日华:“今日书画道断。卖者不卖。买者不买。盖由作为者多。受给者不少。相戒吹斋。不复敢入头中耳。”造假的猖狂使古玩行业反受其害。以致李日华曾感叹道:“数日来连观为迹。……近日贾客。边舻溢舰。纨绔游从。逐逐相往来者。率此物也。为之三叹。”
除以上地区外,嘉兴、绍兴、无锡、湖州、杭州等地也有许多专门制作赝品的区域,令收藏家和普通民众防不胜防。
二、作伪的手法与特点
明代书画作伪比之于前代,在手法和形式上又有新发展,除了以上提到的仿制名家之作外,还有如挖掉旧款改署新款;在本无款的作品上添上名人款;赝品配真题跋等等,几乎集中了我们现在已知的全部作伪方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摹、临、仿、造及对真迹改头换面等手段。
作伪的手法各式各样,一时古今名家之赝品充斥泛滥。较普遍的一种手法是把原画改款、添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改头换面”。有些作伪者,把明代院画家作品的名款挖去,改成宋代某画家之名款,冒充宋画出售。还有明代的一幅山水画《阔渚晴峰图》轴(现藏故宫博物院),无款。此画原为宣德宫廷画家师法郭熙之作,为后人挖去原款,在右下角添上郭熙的伪款,企图当成北宋名家的山水画。又如,明宫廷画师朱端的一幅人物故事画轴(现藏故宫博物院),原画左边中上部有“朱端”二字款,下面铃有印章二方。作伪者将“朱端”二字挖去,印章也刮得模糊不清,把标签写成了宋马远的《弘衣渡口图》。但经过认真鉴定比较,看出其画法风格异于马远,时代风格又不相符,详细观察,发现画上方中部铃有“钦赐一樵图书”朱文方印,此乃皇帝钦赐朱端的专用印章,他人不能假借。
对于此种方法作伪,时人屡试不爽。清顾复曾谈到明“院体”、“浙派”画家,其中三人的画被改成宋人画的情况:“迩来三人之笔寥寥,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款者,强半三人笔也。”他就曾见到吕纪《杏花双雀图》被改作宋代的黄筌款。后来明代院体画传世稀少,甚至一些宫廷名手之作竟没有一件流传下来,究其原因,或许与这种改头换面,明画冒充宋画的作伪因素有很大关系。
明代的名家有时碍于面子,对假名款心知肚明不肯说破,但又不想违背良心,就在题诗时暗示。如款为李赞华的赝品《射鹿图》,本来是黄道宗所画,卷后有朱德润等四人题。造假者于是把题识去掉,再题作李赞华画。但作伪者粗心,以致“原作者黄道州三字尽处尚剩有迹”。后来沈周知之,欲题出道宗,恐翻前案,故题其诗末句云:“欲辩题痕迷纸缝”。可见石田为人蕴藉而盛名,诚不虚誉。这正像作伪者虽“逞其心力仿作古人之迹,不但不知者易谊,即素识画理者,亦几莫能辨”。然“及识破,但觉满纸牵强不待与原画对劫而知也”。
画家们对此事的表现得如此含蓄,这让造假者越加地猖獗。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伪者可谓无计不施,他们想出了以割裂分装的方式造假。就是将一幅画分割成数幅分别装裱,分头出售,以牟取利润。如年五月三日(阳历月日)吴其贞在杭州翁氏家观赏宋吴炳《桂花八哥图》绢画一方幅:“气色尚佳。画一八哥栖在桂花枝上,精彩如生,识吴炳二字。翁氏后售于人,分作二幅,一有八哥,一无八哥,复画一鸟栖在桂花枝上,欲啄飞蜂。见者莫知其作用也”。一幅画分割为两幅,再补画一只八哥,观众居然看不出破绽。翁氏家人一倒手,便能赚一倍的利润,真是聪明至极!
无独有偶,《溪山深秀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是一幅浅绛山水,其结构紧密,用笔较粗硬,皴笔过繁,设色浓重,虽具备沈氏晚年某些特点,但笔画粗俗板滞而有一种火气,缺乏沈氏晚年笔墨中刚柔兼用、劲健清秀的特点。其中局部如杨柳、芭蕉等处,则有所区别,或出自亲笔。此画的拖尾有王稚登、文嘉二跋,均属真迹。但细看此画,才发现是一半真一半假。
同时,对于残缺补全的手法运用的也不少。原作在流传过程中破损缺失,今人将缺失的部分补全。若有根据,补画者又有相当的水平,是一种不错的办法。若是想当然补画,费力不讨好,而且会伤及原作。如“王叔明所性斋纸画一大幅,画法松秀,丘壑幽深,盖效王摩诘。为叔明妙作。识十七字曰黄鹤山樵者王蒙为原礼画佘山之阴。气色尚佳,惜其下段中央一大缺,今人全之。”
此外,亦有书画造就方式作伪的。此种方法是无视被仿者的书画风格,凭空乱造。如詹僖伪造吴镇《墨竹图》,即属伪造水平比较高的。再如清宫藏的吴镇款《携琴访友图》卷,画法全没有吴镇的风格气息,却写上吴镇款,可见造假者完全没见过吴的画作。
这时期又出现了前人不大用的挖镶补画。如“梅道人源头活水图一幅。纸盖澄心堂也。气色佳。绘高松山水,作劈斧皴,画法文秀有殊于常。题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元统三年冬十月,为德翁作,梅花道人。而德翁二字是挖镶上者。此图下段水口原纸,后人复接上纸有二三寸,亦补其画,使水口高之。此画蛇添足作用也。四角有项墨林图书。”作假者为了能卖得高价,真可谓绞尽脑汁,能想得出的办法都用上,想方设法骗过买家。
种种作伪方法的运用,增加了仿品的欺骗性,有的高仿伪作甚至连行家里手都有可能看走眼。明代詹景凤《东图玄览编》有云“太史(文徽明)曾买沈启南一山水幅悬中堂,予(顾汝和)适至,称真。太史曰:‘岂窗真而己得意笔也!顷以八百文购得岂不便宜。’时予念欲从太史乞去,太史不忍割。既辞出至专诸巷,则有人持一幅来价如太史所买者,予以钱七百购得之。及问舟与太史家亦此人也!”文徽明作为当时的画坛领袖,精于书画,尤长于鉴别,连他这样的行家都被骗,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
明中后期除了上面这些多样的作伪方法和手段外,实际上这时期作伪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快。以沈周为例,文徵明曾用这样的语句评价过他:近来俗手工摹拟,一图朝出暮百纸。而祝允明在《记石田先生画》中也感叹沈周“片嫌朝出,午已见副本;不出十日到处有之,凡十余本者。”此话意思是说,沈周早上画出一图,晚上已能在市场见到副本,不到十天,到处皆有仿作,速度之快令人惊叹。这说明沈氏画作的仿冒者不仅人数多且反应也极快。
三、作伪者与代笔人
作伪利润丰厚,致使一些无名书画家或画工,以伪造假书画卖钱糊口。连有些出名的文人书画家也向此中讨生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百穀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就连张凤翼、王稚登这两位著名文人收藏家都从古董作伪中渔利,其他市俗者就可想而知了。
明代书画作伪者一般都隐姓埋名,托名以传,难以留下姓名。但在明代画史和一些笔记中已注意到作伪的现象,故仍记载下一些作伪者姓名乃至简况。另外通过存世作品的真伪对照,也能披露一些人。像詹喜、王涞、逐浪、王彪、陆远、吴颖卯、温葆光、朱朗、李著等就是一批活跃于全国各地的作伪高手。
作伪当时最大造假集中地的苏州“大抵吴人多以真跋装伪本后索重,以真本私藏不与人观”。这造成了艺术品市场的真赝纵横,鱼龙混杂。在造假的过程中,一些高手脱颖而出,成为苏州片的代表人物。如王彪“善画精于临摹,尝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几欲乱真”。此人在造假方面“固亦研轮手”。这黄彪就是个典型的造假高手,而且发动其家族作伪,他的儿子景星也是“精于仿古”,模仿仇英的仕女人物“姿态艳逸”、“度骆骚前矣”。
作伪的兴盛,使得造假者趋之若鹜,当时还有个叫王涞的人,与沈周同时代,画法很似沈周。其画多署沈周款,是一位专业作沈周的伪画能手。另有陆远,是专门作宋、元、明大家假画谋生。他自身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各地的文物店铺收藏其本款书画不下十余件。但所造的历代假画似乎比其本款作品流传下来的还要多。除了董源外,陆远也伪造过元代的高克恭、黄公望等人。
除了这些专门作赝品之人外,历史上还有许多著名书画家或名人,为了应付众多求画者,常指定门生、仆人或亲属代笔。这在明代已演变成一种社会风气,正像姜绍书所言“吴中鬻古,皆署以名人款求售。”如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等人,都有代笔作品流传于世,使后人难辨其真伪。迄今所知,据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记载,书法中最著名的代笔人是吴易。作画代笔有赵左、僧珂雪、沈士充、吴振、叶有年等。朱彝尊《论画绝句》:隐君赵左僧珂雪,每赞香光应接忙。自注云:董文敏疲于应酬,每请赵文度及雪公代笔,亲为书款。又如顾复《平生壮观》中有言:“先君与思翁交游二十年,未尝见其作画,案头绢纸竹篷堆积,则呼赵行之洞、叶君山有年代笔,翁则题诗写款用图章,以予求者而已。”
其中明代名家代笔的书画中,除文氏外,以董其昌为最多。他名声很大,求书画者多,于是常拿赵左、叶君山、吴振、沈士充、杨继鹏等人代笔作品去应酬客人,董其昌的这种把戏也为门客所运用以至闹出笑话。据记载,新安有位商人倾慕董其昌书画,又怕是代笔作品,便携带重金上董府求画。谁知董其昌正好外出,董府仆人就让一个相貌与董其昌相似的人当场泼墨挥毫。新安商人得了书法后大喜过望。回家后常让人观赏,人们无不赞叹这幅书法的神妙。几年后,新安商人又路过董府,无意中撞见了被人前呼后拥入府的董其昌,这位商人一见十分惊讶,打听后才知道给自己写字的那位,不是眼前这位真正董其昌,不免大喊受骗上当。董其昌念其心诚,便亲自为他写了一幅字,商人这才高兴回家,并时时拿出真迹让人细细观赏,但是不少人反复比较认为,董其昌亲笔书法反不如代笔作品出色。
那么,到底是何原因促使这些大家这般纵容造假?就像一代名家董其昌,仿者如云,而他却“余心知其伪而不辨,此以待后世子。”这又是何故呢?他的朋友陈继儒却一语道破了其用意:书画出公之手无十二,而借名衣食者。其赝笔往往播传于荤毅,流通于外夷,残煤短窗。购葬饼金当吾世日见其声价百倍者,惟公一人而已。”意思是董氏十分之九的赝品流传于海内外,既使许多人得以“借名衣食”,亦可以使蓝公身价百倍,各获名利,又何乐而不为呢?
历代众多的代笔人中,除个别少数成为著名画家之外,大部分人被画坛冷落,成为所谓的冷名头、小名头,甚至成为在美术史上查找不到名字的无名画家。
明代是艺术品市场异常繁荣的时代,书画艺术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明代的这段书画作伪历史却是值得后人正视的。作伪虽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的混乱。但我们不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许就会发现,书画作伪的同时,也流传出了许许多多经久不衰的趣闻轶事,它让艺术市场变得五味杂陈、趣味横生。也让我们更加真实地看到那个时代艺术市场丰富的细节。同时也锻炼和考验了收藏家的眼力,从而应运而生出众多的鉴定大家。

相比明代,当今的书画作伪风气却毫不逊色,并大大地超越了过去。在沿习古代的作伪手法之外,又有所创造。然而在明代,因为怕有因果报应,一些人即使作伪,也会故意在画上或题跋中留些破绽,以便后人之鉴者有迹可循,倘若买家鉴定不出的话责任就不在于他了。然而,在当今,这些人却全不顾,他们追求的是极力仿真,唯恐被人识破。在高额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利用了高科技手段造假,比如用电子扫描技术复印出傅抱石的原作本,然后让造假高手再在上面临摹,所造出来的画几乎与原作分毫不差,达到了极度神似,令专家也难辨真假,以致在拍卖会上当成真迹卖出。所以,现在的拍卖会上,可以看到那些古代和现当代的名迹是越拍越多。但无论怎么说,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了解作伪的手段与手法,对我们鉴别或投资字画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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