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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应该是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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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1 06:53: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有幸受邀来全军书法创作班讲课,想讲的题目是“书法家应该是文化人”。2009年年底,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书法二十家》,影响较大。其中胡传海先生著文的题目是《书法家应该是文化人》,我很赞成他的观点,印象深刻;今天的讲座就是借题发挥。昨天草拟讲课提纲,想加上两个字,即《书法家应该首先是文化人》,刚好来了新华社的学生,一看,咬文嚼字,说“会不会有人问:首先是文化人,以后呢?会是卖字人、演艺人、官家人?”于是,决定回归原创题目,不易一字。
  说书法是高雅艺术,大家无有异议。把书法搞成粗劣装修包裹下的“神马道具”,例如用作名片炒作、装点风雅,或者晋阶发财,甚至买字送钱,卖字洗钱等,肯定绝非大多数书法爱好者的初衷。将书法艺术回归到雅文化的高度来说些什么,并且进一步“知行合一”,落实到位,这是视书法这门传统艺术为国艺,给她以应有的足够的尊重和敬畏。这至少是热爱书法的诚意善心所为,文化良知所为。尊重,即高定位;敬畏,是因为书法是民族文字书写的艺术,她蕴育着吾国文化至善至美的精粹和精神。面对五千年,必须高定位和敬畏。古人珍惜字纸,就是一种敬畏心态;丝毫的亵渎玷污,都应该有罪过感。儿时背诵过的“几案洁,笔砚正。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没过时吧?
  书法与文化,书法家与文化人,一个永远的话题。最早倡议成立书协时,中国文联部分领导举棋不定,认为书法可由美协设置书法部代管,但是舒同先生坚持书法艺术是“国艺”,是独立的传统艺术,他带着大家锲而不舍地努力,最终争取到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报批。何等不易,必须珍惜。有人低看书法,热爱书法的人肯定反对;如果自己只会抄写,不能丰厚积养,又经常张冠李戴,唐花宋开,甚至照单抄写都出错,或者书风德品不正,与不良世风相沆瀣,让很多人感到书法越搞越浮躁浅薄,那就难免贬抑由人了。书法家确实有执笔书写的职能,然而定位有相当的文化高度,并非所有能执笔书写者,皆可称作书法家。那个高度,显然是文化的高度,品味的高度,人格的高度。坚持并维护这个门槛,就是出于热爱和尊重国艺的敬畏之心。
  思考一个问题,为何古代直至近代,善书者比善画者更能受到上尚的尊敬?难道仅仅是因为点线的惨淡经营,手艺与艺道的不容易?逝之未远的一些近现代艺术大家,大都书画兼擅,却执意坚持“书艺乃吾国艺道之本”,不会是出于心血来潮的偏爱吧?壬寅(1962)年国庆,李苦禅先生就对我和李燕等人说过“画之上有书法,书法之上有文学,文学之上有音乐。什么是书画家的学问?这就是”。然而,面对当前美术逐渐融汇书法的现实,不知是书法的幸耶不幸?该不该避开热闹,冷静地思考一些书法文化的回归问题?
  我认为,强调书法艺术是独立的艺术门类,有煌煌千秋书艺瑰宝、无数卓越大师和艺术家作证,还不够。历史是滔滔不绝的江海,没有今天的支撑,就会断流。不要比拼之余觉得艺无长进,就动辄抱怨流行,风生水起,艺术不怕流行,很多影响过艺术史的流派都崛起于青苹之末。是江海,就得容许潮流滚滚,不拒细流。当今书法不怕流行,那么怕什么?怕的是浮躁浅薄成了主流而且流之盛行,怕的是大浪淘沙,潮流过去后没有为当代书法史的积淀留下精金巨石。如果我们面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好时机,不能夯实和丰厚传统文化的博大基础,把书法搞得非常浮躁浅薄,那就很难说了。
  其实,毋庸讳言,贬抑书法家的微词从未消停过;没被人认可大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矗立成大山。协会成立以后,社会上对书法家仍然颇有看法,例如认为“书法是手艺,只要会抄写,照抄无误就是书法家”等。赵朴初、启功和楚图南等老前辈当时就对北京书界很多中青年说过,“修行不到,棍棒夹道”,“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读书修行,不要以抄录诗词为能事”。这里所说的修行就是要夯实基础,厚积薄发,而非单练手技。我最欣赏赵朴老说过的几句话:“手艺是拐杖,学识是资粮”,“有杖行千步(持杖或者可以行远),无粮半步难(腹无食物行半步都困难)”,“学养是人生旅途远行的必备资粮”,“被人看不起,不要先去纠正对方,看看是否应该先纠正自己”等。这些话,至今听来,亦是棒喝。
  文化不是贴金,是日积月累酝酿之后的喷发,所以德艺的修行,皆非时日之功。传统艺鉴,首重德品,皆信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小戴礼记》语)为艺鉴之则,故欧阳修曰“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假令)颜公(颜真卿)书虽不佳,后世见之必宝也”;苏轼曰“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德品艺品之论,实则谈的也是文化的高度品味问题。
  修行,不可没有志向志气,故古人提倡“笃志”、“尚志”。“志”可以具体化理解。我主张的艺者“三修”,换个角度看,也是“志”。三修,即修能——磨练技能;修学——文化涵养;修德——美善人格。从事书画艺术,要静养清修,耐得住寂寞,淡定地读些书,做些该做的事。赵朴老喻之为“功成化蝶”,说的就是笃志而后功成的至臻境界。当今艺坛,某些官衔艺爵确实颇有吸引力,加之文化市场繁荣下物质实惠的诱惑,这时能够沉下心来,各自修炼,最后能厚积薄发,成就大家的,都是功成三修的笃志者。笔者曾写过一首论书诗:“毫间积学俗能医,心养休嗟费日时。蓄力看如篙过险,出奇方解放船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关于如何修炼自身文化修养,我认为,首先眼界定位要高,然后才谈得上手从心妙。未闻有“眼低手高”而成就大师的;唯眼界高阔,腹充酝酿,才有可能期望手从心妙。这里所说的眼界,当非矮子看戏,人云亦云,是站在自家的“青藏高原”上的有所作为。插段闲话:我曾组织北京书协主席团成员去过帕米尔高原的几个哨卡,一直到了最边远的“西陲第一哨”。那里海拔约四千米,哨卡所在的山呈圜丘状,官兵们几年前在山上用白色石头拼出一个很大的中国地图,然后又用染红的石头摆了一个五星。战士对我说:“林老师,那个红五星就是北京,你们就在那里。”在场的人都感动非常。官兵们还说,“我们保卫的祖国亲人都在高原下面。你们来看,我们在这里站得高,看得远。再苦也没啥说的”。我们受到的感动和教育,在此不必多言,但珠穆朗玛峰对艺者而言,应该大有启发。它能成为“世界第一峰”,是因为它崛起于青藏高原,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学识和修养没有丰厚的积淀,最终能达到的高度,就像低洼谷地崛起的山丘,再高也极其有限。文化史上的大艺术家都拥有自家的“青藏高原”,有的甚至终生都在积垫这个“青藏高原”。书画家的文化修养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高原积垫”呢?
  “文化”的概念看似宽泛抽象,却非高深莫测。当年张大千作荷花,画毕请教齐白石,齐白石添了几条小青鱼,然后主翁恭请画题,张大千说题“荷塘秋雨”,齐白石认为“太罗嗦了,既有荷花就不必言‘秋’言‘荷’,题‘雨塘’足矣”。后来一位京剧名票友将此事告诉了溥心畬,想听听他的评说。溥先生认为画面已出,雨池、荷塘任由观者去想,原题唯有“雨”字可取,不如题“听雨”的好。这“听”字何等精彩,一字之易,全画点活,神情尽出。试想,荷花静态,鱼儿动态,还有那能让画中鱼与画外人俱能领会的雨,其动静相生,就妙在“听”字上;况且“细雨鱼儿出”(杜甫),基于科学观察,当然奇趣生焉。这种取舍增添,貌似简单,其间却大有文化意蕴。或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一幅画嘛,题啥不行?能有讲究,这就是书画雅趣之所在,文化精蕴之所在。题“雪中归船”、“千山青绿”、“红梅怒放”和“富贵牡丹”,非不可为;但是,这跟题“雪江归棹”、“千岩竞翠”、“梅韵天成”和“国色天香”,是一回事儿吗?画题虽小,涓滴映日,那也是题画者腹中酝酿的喷发。蓄而不发未发,可以;无处生有,飞来一峰,可能吗?这就是我们在读懂前贤大家诗书画的精妙时,会心感悟,情不自禁要拍案叫绝的原因。佩服,乃至必须服膺的是文化的高度和品味。单练手技,没有长期的学识积累,没有历史文化的熏陶,能达乎此吗?远的不说,齐白石、傅抱石、林散之等,皆崛起寒门,成才时身处战乱,全靠自家造化,不仅阅书千卷,以学养为必备资粮,还要跋山涉水,收纳湖山稿本,“眼中无有千千景,笔底难成一幅山”,这就是菜根谭,见得苦心慧心。所以不嚼文化的菜根,不得成大家气候;这道理颠覆得了吗?正因为有历朝历代艺术家的无数高度和品味,才有了中华文化千秋积垫的高度和品味,那就是巍峨的民族文化的高原群峰。
  文化,都有说道,说道就是讲究,讲究深沉自有讲究深沉的道理。渴了喝水,用瓢或手取水喝,胡乱浇灌一通,没啥不可以。然而,这跟假座茅堂野亭或水心竹榭品茶,沏茶用什么茶品什么泉水,清客共处,面对什么雅玩奇石、奇花异草,能一样吗?目之所及,般般皆有千秋积垫,各自皆可成就一部学问。王世襄先生说“玩蝈蝈蛐蛐,俗不俗?玩到‘文化’这份上,那就化俗为雅了……”。俗能归雅,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自然流趋势。
  或谓当今不用读书,只要写熟二三十首古诗,揣个诗本,几年下来,当个“著名书法家”,海捞名利不难。诚然,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但事实也很清楚:有那样的书家,不等于九州书家都如此吧?其实,那只是自恋自乐,自我感觉良好;真正有识见的明眼专家,会那么看?来者视今,后人将如何品评?写“唯有源头活水来”、“竹连新雨后”、“千里莺啼绿隐红”、“日淡荔枝三百颗”、“秦皇岛外打渔船”、“东临竭石有遗篇”等,笔下误字翩翩,至少说明书者连选写的内容都没读懂。不是抄录,那是在干什么?这样的书家,不管有多么盛大光鲜的书界头衔,你不会认可他代表千秋书法史传承发展至今的书艺最高水平吧?“修行不到,棍棒夹道”,是个硬道理。
  随意翻检展览作品集,再举一例。写《庄子•天运》名句“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必须写“迭”而非“叠”。“迭”,表示轮番意,例如“迭代”(更替)、“迭日”(更日)、“迭配”(更相搭配)等;自古而今,这字都这么写,没有繁简之异。写岑参的《破播仙凯歌》的“鳴笳叠鼓擁回軍”、柳永《望海潮》的“重湖叠巘清佳”,则不然。虽然手边新出的唐诗宋词书籍上都以“迭鼓”、“迭巘”出之,但深知文史的人大都清楚,“迭”一度借作“叠”的简化字,是属于“拉郎配”,搭配十分勉强。因为古汉语“叠”(重重)跟“迭”(轮替),在字词本意上是绝对风马牛的。这就是说,同样在写“迭、叠”,正确与否,涵意如何,有文史学养的书法家皆心中了然。所以,启功先生说的“文史不通,下笔空空”,绝非虚言。
  下面想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注重积垫

  书画家作为文化人需要具备哪些文化功呢?
  简单地说,是两个基本功,即读书功和学生功。启功先生认为,“书画家除了必备的笔墨功夫以外,读书功和学生功二者必不可少”。
  所谓“读书功”,顾名思义,就是指多读书、重酝酿。书卷气、文气,来自修养,而修养多来自读书明理。黄山谷云:“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要达到书法的最高境界,不仅在于笔墨技巧娴熟,还须胸存道义,腹有酝酿,才能立艺树人,高格脱俗。
  天下读书人甚多,不等于都有“读书功”。见过百余平米的私人大书房,书城簇拥,气势颇大,随意检案头唐诗鉴赏书问“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何人诗句,主人答“王维”。有人拥书不读,有的人读书不通,如蚕食桑叶,或食而不化,或食而无丝,都没用,唯独能化食为丝的,才算有读书功。
  清代袁枚有句话悟得精彩:“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长痰瘤。”把读书学习与生死关联,足见问题的重要程度。造诣和储养非朝夕急就可成,这与是否灵悟善学,有否名师亲炙,是否有日积年久的修行等多种因素,固然都有关系,但又因人而异,不能搞绝对化,所以断不能仅以**、门庭、时年等,率尔评鉴其功业水平的高低。世间高人甚多,未必都得冠以理事主席头衔后才能书艺高超,才能跻身当今书法史吧?
  读书是很多文化人毕其一生都要践行的文化工程。现在京城各色讲座渐多,所谓“天天展览,隔天讲座”,火爆仅次于展览。很多人爱听“如何创新如何冲刺”之类,却冷淡“读书讲座”。其实,说“创新冲刺”,多半玄乎,“二王苏黄”肯定没来京享受过高费培训;没听说小鲤鱼都得领受龙门班的熏陶吧?静下心来,听听名副其实的学者的读书讲座,学点他们“食桑吐丝”的活方法,反倒实在。一旦能得耳聪目明,必然有助于日后径情直遂。
  “不信苏黄读死书”。成功的书生功业,读书之外,阅历(含实践)、博览、识见,俱不可少。书家读书不够,闻见不达,见狭识偏,难免笑话纷迭。1986年夏,有人评日本书法家书“一丝不挂”条幅“有点莫名其妙,而且很不雅观”。其实,不明其妙,未作雅观的恰是评者自己。“一丝不挂”即“寸丝不挂”,见于《景德传灯录•南泉禅师与陆亘问答》,本佛家用语,意指通体透彻,已排除万般物欲,不为俗尘情事所累。此为至上空灵的境界。宋代张孝祥《请龙牙长老疏》有“一丝不挂,无人无我无众生;万境皆融,能纵能夺能杀活”偈联,讲得明白;岂是你想像的那般模样?某书家为祝贺“三八”妇女节,欣然录唐诗一首:“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因为这诗原本胡曾赠给才女薛涛的酬应之作,薛涛是蜀中琵琶巷内一位乐伎,在历代的诗集编辑当中,都将此诗归入“赠妓类”,所以借来赞美当代女书家,不甚妥当。又为海峡两岸书画展书“海北书林尽贻子,江南风雨未归魂”,却是近人挽联。又书家写“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本明代杨继盛语)为“李大钊联”(河南美术出版社的《书家必携》也误为李大钊句),写“恪勤在朝夕;怀抱观古今”(本清人孙柳君集古乐府诗联)为“康有为联”,写“事能知足心长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本清人纪晓岚学师杨白崖书斋联语)为“周恩来联”、“何绍基联”等,皆传误书界为时甚久的书例。如果读书有年,视野开拓,有些错误完全可以避免。笔前苟遇疑惑,善于翻检核实的书法家,择是弭非,辨别鹿马,应该不难。
  启功先生说的“学生功”,实则是个学会继承的问题,即长期求教师长,或者以古今大师为师,勤苦自学。读书如同面对师长,也是一种自学方式。当学生,就必须真正谦虚观察(看门道),恭敬求教(解疑惑、知其所以然),认真思考(以便通会活用),有真付出才有真长进。现在标榜门庭较以前容易得多,而真正谦虚地师从某师某家,几十年恭谨如一地学得真知精髓,也洵非易事。
  未必挂杖大寺才会念经。只要方法对路,自学、善从、多师都是方便途径。孔子学无常师,才成其高大。齐白石虽有几位文史界的学者型友人指点,但主要靠自学,书画篆刻之外还创作了那么多题画诗,简单吗?据说任伯年初学画时特别崇拜费丹旭(费小楼),临摹过不少费的作品,后来费故世,他去费宅请教,想展示一下书画水平,却被费家人拒之门外。希望落空,棍棒夹道,打击不小。他从此立下志愿,发誓要“富储养、广门庭”,即广纳博取,集众家之长、立一家之业,后来“功成化蝶”,最终成为沪上大家,身后留下三百余幅画作,件件堪称精品。天下有的事就是这样,不能不在乎,亦不能太在乎,“门庭”即是一例。
  “学生功”,一则要虚心求教师长,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识其门道机巧,一则从师也忌盲从,应该对老师所授进行仔细思考,品味其中的深刻意蕴和细腻风光,才能方便融会贯通。学习的要点很多,例如刚才说到的,学会前人的思维方法,“食桑吐丝”的活方法,对善于找寻打开知识和技巧大门的钥匙,都很重要。南宋朱熹去各书院讲课时,经常有一位老者带着行李跟踵而至。一些后生笑谑他:“随夫子书院穿梭,白发劳顿,和习何若(都学习什么啊)?”老者答:“读书方法耳。”老者高明。听课所得知识毕竟有限,学会读书或思维的方法或可惠渥终身。这是善学,关键所在。
  善学,必然务实。说得天花乱坠,没用,得听有无道理,能否适用。“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语),作为古训,值得细味。欲知其“晓声识器”否,须辨识其是否有过“操千曲(创作实践)”或“观千剑(欣赏实践)”的真本事真学识。择师而从,是入门要路,必须慎重。不能只看官阶艺爵和漫天炒作的缤纷泡沫,必须着实度量其真才实学。择师,主动权在自己,须有明眼。如果拜错师门,烧香烧到“假大师”那里,非独耽误青春年华,一生有多少事可以重来?
  举个学诗的例子比较好理解。我幼时随刘思祖先生学诗,他家境清贫,腹有诗书,可惜乱世无用,只能教教小孩子。那时不讲什么科学教学,但他教诗的方法很好。初二时,有次日课,他先讲一通古诗,然后让我将宋人的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翻转言之”(诗学上称“反客为主”)。初始不解,请教先生。他说“只能云来破月,月亮公公不能探头出来看看云是如何‘破’的吗?”于是,我翻改成两句五言诗是“月出看云破(仄仄平平仄),影随花舞稀(仄平平仄平)”,刘很高兴,用红笔改“看”为“窥”,说“振得此诗精神者唯此字”。此字的确点睛生动。见我服气,知我会心,先生又出头句曰“云去冰轮寂(○平仄平平仄)”,令写“云去后事”。我接着作出次句“天清无所依(平平○平仄平)”,先生说“如何写得月无骨气?不如改为‘天清分外奇’”。然后由他转柁,出第三句:“明朝如化雨(平平平仄仄)”,我接尾句:“润土莫迟疑(仄仄仄平平)”。先生评说,“未必不佳,只是世间旱涝不均,云亦为难。不如公道为仁的好,改为‘润土慰先期(仄仄仄平平)’吧”。善教者,授诗教人,诲人言行美善,亦是宣教君子之道。能学以致用,善教善学,都是务实,学得活法,慧烛长明,必受益无尽。书画的学习,亦当如此。说某幅佳劣,云山雾罩,玄妙得让人犯晕,莫不如听他道出何处佳劣,何以佳劣,说些笔法墨法章法意法上的门道,更便于实践。人生能得嘉师高人指点,实乃三生有幸。当年幸领沈尹默先生教诲的周慧珺等上海书家,那与众不同的“笔底气质”,至今仍朗然可见。
  将上述“二功”具体一点,又有“三功”。“字外功至少要有文字功、文学功、史地功”(沈从文语)。“文史不通,下笔空空”(启功语)。“书画家要有几手绝活儿,起码得会捏算干支纪岁,会撰联语,会写真情动人平仄无误的诗词,旁观书画会预有诗稿跋稿于衷(以便题画题跋),会识解通假二百字吧?”(俞平伯语)。
  文字功、文学功、史地功,孰先孰后,也没有绝然划分的界限。对书法家来说,三功之中,文字功应该位居榜首。自称书法家,先不说严肃吾中华民族文字有多么神圣的职责,写了几十年,写来写去,老写错字,总是个异怪问题吧?其中,最常见的是读书不求甚解,往往词义没弄清楚就信笔挥洒,当然易生笔误。当年北京曾有书家为自愿赴西藏工作的大学生书李白《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因诗中有“一为迁客去长沙”,“迁”是被贬谪,而非迁移户口,引起笑话,遭遇报刊议论。又某书家进京展一行草作品书岑参诗,尾结“封侯应不远,燕颔岂徒然”,书成“封侯应不远,燕领岂徒然”,就是没弄懂“燕颔”(见《后汉书•班超传》,燕颔虎颈,此万里侯相)的词义。又首届“兰亭赛”获奖者青岛现场书写时,某位参赛者书写李白《送友人》的尾句“萧萧班马鸣”,原本正确,有个别评委和其他参赛者提出第三四字应是“斑马”,作者不服,遂有争论,也是不解“班”(分开,别也)的词义。唐朝人大约尚未见识过斑马。此诗最后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这是李白巧借行将分别的马鸣写惜别不捨,在渲染前面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诗法叫“借物生情”。并辔的马因数日的耳摩颈交,相处甚洽,面临分别,尚且眷恋友情而嘶鸣不已,更况游子故人!多好的诗,与“斑马”何干?当年北大有学生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庆封如师,男女以班”,翻译成了“庆封如当老师,男女分班”,古汉语家王力先生讲课至此,必让同学记住这个笑话,也就顺便记住了“班”字。
  其实,一些细微处也常见书家的文史积养。例如书画家常用的“跋”字,其本义是“足后”,一词多义,常用“踏草而行”和“题词文尾”二意,故有“草跋”、“跋涉”、“跋尾”、“题跋”等。壬午(2002)年西安友人请题册页,首开即见京城某家题写的“龙马精神”四字,落款“挥汗跋之”;既无跋识,又据众前,“跋之”何来?去年展览会上有作者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李大钊联”,已经大误,又在两联近百字边款中题“今日草跋于后”,此处小误有二。其一,因为“跋”本有“于后”意,故“于后”可删;其二,“草跋”易生误解,因为自古以来称行走草野曰“草跋”。边款里的“今日草跋于后”,严格地说,书作“今以草书跋之”比较妥当。其它问题,例如录老杜五律《咏竹》中二联的“绿叶半含箨,新梢才出墙。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李白古风《行路难》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等落款称“绝句”;书《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应书“毛泽东诗”或“革命领袖诗”,落款却称“革命先烈诗词”;将非对仗句作对联书写,特别是改易前人联语数字后称“自撰”,结果不符联律又内容径庭等,虽然每展四五,却很有普遍性。
  或谓书法评选评的是书艺,可以不究语文错误,恕难苟同。一则自斫门槛,等于自降文化水准;其二,如果书法错字不究,是否戏剧、绘画、唱歌、影视等都可以“四裤全书”(见某红火电视剧字幕)呢?
  评选中,书“凭欄處,瀟瀟雨歇”(传岳飞词)、“挂席拾海月”(谢灵运诗)、“真珠帘箔掩蘭堂”(李白诗),见繁体字作品中书有“凭”、“挂”、“帘”等字,评委往往以“繁简同幅”扣分,实则失当。因为传统本有“凭、憑”、“挂、掛”、“帘、簾”,今简化字即借用这些古字而来。书者尽自抄写,未必知晓,但评委应该知道(例如《周书》中“凭玉几”早有此字)。如果大家都从文字学、诗学等传统文化的角度理解书法,恐怕就不会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一不小心,就把书法搞得没底气了。如果有些本应该书家熟知的常识性问题,圈外人通知而书家茫然,那就很没面子了。文字的发展史与书法艺术史、文学史都血脉相关,多看一些文字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粗略了解一下文字发展演变的历史,深化文史功,会意旁通,也非至难至难,何况还会给人以“悦读”的快感呢。
  
  勤学敏思

  要积垫“二功”,勤学,自不必说,敏思直至触类旁通,更为重要。只练手技,底蕴空乏,搞单打一,不行;书城簇拥,过眼不读,或者读而不思,合卷即忘,亦不可取。欲求事遂功至,须智慧通之,志力达之;此为古今中外成艺之大道。智慧通之,简单地说,就是能否激活知、识、思、变等创造性思维的问题。
  地球上的山水无不沟通,州界省界国界皆属人为设置;在创造性思维那个高端层面上,文学艺术之间不存在绝然的门墙划界,文学的造诣会有助于其它艺术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书家下笔非诗即文;文学功也是书法家必修的功课。能作简单的对联和诗词,撰写一些表情达意形象生动的散文、题跋、评语等,可以列入书法家的专业训练。训练的意义,不仅在书法家提高了文学修养和文学创作水平,也开拓和滋养了创造性思维的活力。文学,一向被看作民族文化的人文乳液,受其浸润激活的不仅是书画、戏剧、影视等门类。这是一个较大的话题,之前发表过的几篇拙文多有涉及,可资参酌,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下回分解”。
  先问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禅与诗何干?“禅中有诗,诗中有禅”,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是诗与禅在创造性思维那个高端层面上的贯通和理解。强调书画家丰厚学养,与创造性思维攸关。例如老禅师问“何谓风”,回答“空气流动谓之风”,肯定正确,但非诗非禅。有小僧回答“楼外絮纷纷”或“亭皋木叶落”,一言春风,一言秋风,未著“风”字,却得风流。或谓“虎在山中行”(林中大王之风)、“钵空有物归”(空灵之风),也未著“风”字,则愈见悟觉。如果老禅师又问:“何谓大中见小?”回答“西瓜瓤有籽”,不能说答错,但拙在坐实。或答“广宇茫茫飘桂子”、“玉鑑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孤高清寂愈见,也愈见悟觉。机锋应对,通禅或是通诗又有何难?如果老禅师再问:“何谓小中见大?”回答“芥子比西瓜”。你认可是实话,会认可其禅风诗味吗?或答“一口吸尽西江水”、“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你有什么感觉?反过来理解,诗人写这些诗句,不正是创造性思维的积极活动吗?在这个层面上,你对“禅”与“诗”,会没有新的理解(悟觉)?不轻易说“禅”与“诗”无关的人,也不会断言“文学只是书写素材,书家没必要去搞懂文学”云云。
  一些书法家读了不少年的诗词经典,仍然难以从事简单的文学创作。碰到这样的问题,首先需要检查自己学习方法正确否和思维滞碍否,例如你多年的读诗是务虚还是务实?有无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活动实践?有无文学创作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指点过?不学诗法,只是读诵,终究难以上手。用朱熹的话说,那就是“只因未到那深处;若到得那深处,自然佛门洞开”。人可以很聪明(包括天赋和后天涵养),因为有时没有做到,让自己失去很多创造的机会。朦胧与开悟,或许仅差一步之遥。迈出这一步,即是顿悟。我列举诗例,因为形象,也方便说明书法家的文学功。再重复那句话:地球上的山水无不沟通,州界省界国界皆属人为设置;在创造性思维那个高端层面上,文学艺术之间不存在绝然的门墙划界,文学的造诣会有助于其它艺术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信不信由你。
  清代桐城派作家刘海峰说“天下可告人者唯法耳”,应是古今学苑至理。以诗法观之,读出“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是老杜在写两个点、一条线,在用点线经营诗境空间,这就是明眼,务实。如果能用这个点线经营法去关照“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居然读出“白日”是点的运动,由上而下,“黄河”是线的运动,由西往东,就有点小彻小悟了。如果还能借助“列锦法”,读懂王维的“大漠(面)—孤烟(线)—直,长河(线)—落日(点)—圆”,是点线经营法与双字列锦加字法的巧妙结合,甚至还能动笔开辟自己的文学天地,则近乎大彻大悟了。金圣叹说“天下妙思无限,故妙法亦无限”,反过来理解,“天下妙法无限,故妙思亦无限”。白纸青天,造化在手。通与不通,悟与不悟,全在作手灵慧。看三千字的鉴赏文章,不如点拨一个诗法实在,“诵经千卷,莫如灵心一点”,所以,善学者的聪明,不过知晓应该学习什么和如何去学罢了。
  听懂我讲的这些简单的常用诗法,如果碰巧你又很清楚自己的努力方向(是作满足抄录他人诗文,还是有志于成为诗书兼擅的书法艺术家),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经典诗文,还用赘言吗?这是带有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自觉。激活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多方面的综合效应,当然也包括文学的解读和创作活动。
  通常画家完活儿,可以袖手,恭请书法家题写,还得说画家谦虚。书法家呢,转身又去恳求诗人,然后照单抄之,旁观者作何感想?如果书法家看着那画,相局时已经预有诗意,用介入法写“借水敲门何必问,宣和画谱尚书家”(题《杏庄》),用善解法写“惟恐俗尘来客问,出溪从不种桃花”(题《桃庄》),用虚拟设问(虚实相生)写“菊花围屋阿谁主?看似陶公旧草堂”(题《菊庄》)等等,待到提笔濡墨,腹稿已成,这时全凭表情达意需要,主张都在自己。如果面对同一幅画,都题画中主要人物,题七言,“扶头酒醒门声响,有客来酬翰墨缘”,以客形主;题六言,“唤醒老翁春睡,何妨画里斗诗”,代客问主等等;皆善作经营,妙思牵出佳诗不难。
  只道作诗,平素勤学不够,临阵又敏思不及,十数年辗转蜀道,成功何日?跟诗歌创作一样,书画创作也需要顿悟。其实,顿悟就是在平素丰厚积垫酝酿的基础上的敏思,灵心一动。齐白石有幅荔枝图,颗颗鲜红,中有两颗黑荔枝,观者不以为异怪,反倒觉得黑果衬托红果,愈加鲜亮真实。汪曾祺先生说,观看展览时正好李可染先生在场,可老说他有幸亲见白石老人画的这面册页,最有发言权。当时作品已近完成,老人忽然拈笔濡墨,飞出了两个黑荔枝,全画遂生机活泼。意外之妙,如同清风自来,偶然在必然之中。因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曾拿黑荔枝画批判过齐白石,我计划主编《当代书坛名家精品与技法》时,汪先生先写了《论精品意识》一文,定要将齐白石画“黑荔枝”事写入,惜此书拖延至戊寅(1998)年夏出版时,汪先生已逝,我仍以此文为序,亦是铭记老前辈点拨教诲的苦心。
  陆维钊先生讲过,四十岁以前只管读书学习,因为没有先成佛后念经的道理。书法家无论有多少头衔多大名气,一旦笔下出错,就会贻笑大方。丢了书界的大面子,大家都不开心。当然,有时判断正误公允否,也取决于评议者的文史修养等综合水平,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中唐以前没有“茶”字,写作“荼”。有次应邀参加评选,江苏一件行书作品中书有“饮新荼”。有人认为“‘饮茶’岂得‘饮荼’?”坚持拿下。这里,认为“荼”是错别字,未免主观臆断。我当时提出建议,首先依据那首诗创作的时代,辨别正误;现场没有工具书,断不了诗作者时代的话,还可以针对押韵情况具体分析。因为诗押的是虞愚韵,“倚石饮新荼”句尾写“荼”,不能算错。如果此诗押的是佳麻韵,例如“松间坐啜茶”之类,茶字押尾,书者写成了“荼”,那就是笔误。我们不能等背会唐诗三百首后再裁断正误,但借助平素的学养进行判断或分析,还是可以的。
  “贴”“帖”二字,是在第四届国展上出现过的老问题。当时陕西有幅小楷书写的《木兰辞》,水平很高,但是他把诗中“对镜贴花黄”的“贴”,写成了字帖的“帖”,有评委认为写错,当即取下。我认为这样写没错,因为《木兰辞》所有的版本都用“帖”,“帖”可通“贴”。很遗憾,人微言轻,没有采纳拙见。前几年,河南中青年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搞展览,许昌刘绍典一幅集唐诗诗联的作品,上联书有“妥帖”,引起观者争论。研讨会上,我结合四届国展的“对镜帖花黄”,举出唐诗中“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韩愈句)等,再次讲了识别通假字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人告诉陕西那位作者,他年年都百倍认真地书写“对镜帖花黄”,结果年年参展落选,又不知道是“帖”字惹的祸,不是很冤吗?
  逢着书写《管子》的“政令不善,墨墨若夜”,《庄子》的“至道之极,昏昏墨墨”,观者尚可模糊理解。有次评选逢着书写《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墨墨不得志”,《汉书》的“墨墨不得意”,争论之后,评委以“默默”的笔误给“处决”了,确实有失公允。殊不知“墨墨”即是“默默”,通假至今。那么,是继续“默默”,还是公开说明“墨墨”好呢?评选场外,总有人喜欢议论评委的争论,其实,场内有争论比没有争论好。如果正确意见获得大家认可,是进步,是好事,不必紧张。首先申明,每参加一次评选,我都大有收获提高。因为我教授古典文学,可能多翻读了几本书,但不深不透之处甚多,通过学习,才有新的进步。没有“欲穷千里目”的决心和付出,谁都不可能“更上一层楼”。我们面对的是五千年的复杂的中国文化史,这是一门大学问,所以包括我在内,永远都得做学生,大家一定要不断地学习和提高,才能把书法评选真正做得公平公正。评选之争,是否也与“三功”有关呢?
  
  博学广储

  古今文化的全部知识,皆天下公器。“学不能至,心向往之”。对书法家而言,笔墨功夫不能少,储学功夫更不可慢怠。清人董棨《养素居画学钩深》说“笔无转动曰笔穷,眼不扩充曰眼穷,耳闻浅近曰耳穷,腹无酝酿曰腹穷。以是四穷,心无专主,手无把握,焉能入门?”此语,不止针对画事,用于书法,亦是同理。书法家未必都成学者,但不可以没有储养,没有学者的务实精神和劳苦耕耘。俞平伯先生上述“书画家要有几手绝活儿”的话,实是书画家的博学广储问题。
  关于史地知识方面,除掌握二百多个常用的通假字外,还需要学会掐指快速计算干支纪年。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说出干支、朝代,就应该推算出来时年。这样不但在落款年代时不容易出错,也有利于书画理论、人物本事等方面的研究。例如龚自珍(1792-1841)的《己亥诗抄》结集于1839年,某书家写龚自珍己亥数诗,落款书“乙亥杂诗”,这就异怪了。逢“乙”必五,成了光绪元年(1875)年。此时,龚已故世三十四年,这不添乱吗?又清代画家华嵒(1682-1756)的一幅《万壑松风图》,画上题款分明写作“乙卯”(即1735年),某出版物上释文为“己卯”(即1759年),也同属“画出身后”的牛头不对马嘴。
  书画家落款的干支纪年常见书误,将“辛巳”、“丙戌”、“己卯”,写成“辛己”、“丙戍”、“已卯”,下笔皆太随意。最简单的,例如写甲乙丙丁的“乙”字,多不规正。正确书写应该是平头起、鼓肚、翘尾巴,这时它读“以”音。如果写成昂首或俯探,加上鼓肚、翘尾巴,那它就不是“乙”了,而应该读“鸦”音,《康熙字典》或《词源》、《词海》里释之为“玄鸟也”。于是,因为书法家的粗心,从“乙丑(1985年)”,经“乙亥(1995年)”,到“乙酉(2005年)”,大量作品的“乙”都写作“乙(音读鸦,指鸦或燕)”,让玄鸟终岁翻飞。就算是鸡毛蒜皮,为何不能笔下留意?总不至于写了两千多年的“乙”,到今天忽地都幻化成“鸦”了吧?汉字书写的规范是有社会约定俗成性的,任意自造,搞乱文字,并不显高明。
  其次,季语的书写与释读也须符合传统,规范化。例如作品款书“仲夏七月”、“秋暮十月”等都让人莫名,因为事实上只有“仲夏五月”、“季秋九月”等。将公历月份与农历混淆的错误,最为常见。与其混淆,不如简单化处理的好。在台湾见**名家一幅行书作品,款书有“癸酉孟秋上元”,很费解。癸酉,一算,逢“癸”必三,当1993年。“上元”即正月十五;元宵节如何延得至“孟秋七月”?估计原本想写“癸酉孟秋上浣”(上浣,即上旬),下笔轻脱,遂出此错误
  此外,文人的字号用法也需要熟悉。古人取字号大约有十二种途径,例如荆浩,字浩然,又黄易,字大易,用添字法;张衡,字平子,又沈兼,字两之,用换语法;怀素,字藏真,又傅眉,字寿毛,用释解法等。其中顺意和反向取字是其中较为常用的两种。岳飞字鹏举,文天祥单字瑞,都取顺意。朱熹,“熹”字意为明亮,反向取字“晦翁”。一明一晦,明暗对举之意也。赵孟頫的“頫”同“俯”,取字“子昂”,一俯一昂,典型的反向取字,大有中庸协和之意。2004年上海一个拍卖会上,有幅《凤鸣图》落款人“和庭”,要上拍,当然得先把作者搞清楚。乍一看,不知何人所作,于是猜测是否属于顺意取字。那么,“和庭”大约是根据“兰庭祥和”一词交叉取字(顺意加错综法)而来,其作者应为郭兰祥,字和庭。康熙年间名僧广见,字多闻。就是利用现成吉语“广见多闻”分割错综而成。知道表字知识,一则开阔眼界,侧面了解吾国文人对文字形义特殊的文化解读和活用,借此了解书画家的志向、趣味、喜恶、习尚等;一则翻检古籍、审鉴字画印章,自有诸多方便。此类事例太多,不一一举。东邻之日韩,书家文人至今仍保留字号习惯,如此守望古雅,料也不尽是沿古成习所致。
  文史知识范围比较广泛,不限表字、干支纪岁,甚至深及文字的避讳和书家的诗文创作,远及名家书写习惯及其生涯本事等都概属此类。例如齐白石出生于1863年(癸亥)农历11曰22日生,生肖猪。“齐”字繁写,左上有“刀”。齐白石最信易数析字,当然忌讳姓氏“字上架刀”,所以落款的“齐”字从不写“刀”;每逢此字,则“以缺一点之‘夕’取代”,或者一笔草书带过,类似阿拉伯数字的“7”。凡字画落款“齐”字书有“刀”者,大可质疑赝作。你认为迷信,可以不信,但齐白石信。要解读齐白石,就必须理解这个客观存在。起码得知道湘籍的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齐白石、周谷城等大家对姓氏文化隐蔽而深沉的一些思考吧?
  上举诸例都不过小例,小到“半粟一沤”的程度,但它们是中国文化瀚海的“半粟一沤”。瀚海行舟的大艺术家无不朝餐夕饮过这些“半粟一沤”而成就伟大的。“学无止境”、“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学不能至,心向往之”等古训,启发激励过前贤,对今之艺者,不信会水泼不进。
  最后想说的是,书法家在文史范围的知识面尽可能宽博,譬如还可以适当了解一些关于瓦当或古钱币的基本知识。
  你可以对瓦当不感兴趣,但作为书法家,因不辨瓦当文字,经常将印有瓦当文字图案的对联纸使用颠倒了,难免让人对书法家小瞧三分。这时,即使说是“在联合国展出过”,“在海外刮过书法旋风”,恐怕也难获得谅解,何况海外亦不乏熟知中华文化的明白人。学习时,首先需要辨识瓦当文字,俗文字也自有书写特色;其次,应该掌握瓦当文字最常见的六种排列形式等,以便正确解读瓦当。
  另外,很可能你对收藏古钱币没有兴趣,但有人取出一二请教币上的文字,你是书法家,只道无可奉告,大约无法交待,所以作为书法家,还需要了解一些识读古钱币的基础知识及其简便方法(包括识别各种书体的文字以及文字排列的识读顺序)。
  古钱币中,以宋币为多。若以宋币为例,书写有篆隶楷行草,各体兼备。一般情况下,北宋年号币或篆楷或隶草,二体兼书,俗称“对(子)钱”。北宋淳化至道(990-997)年间始作楷行草三体;不到百年,至熙宁元丰(1068-1085)年间,不但五体通书,而且非采书法名家手笔不可。皇帝大笔一挥,就是“御书钱”,例如“崇宁通宝”及“大观通宝”都是宋徽宗的手笔。当然,恭请书法名家书币,非北宋始,例如铸于南唐的“开元通宝”的篆书是由吏部尚书徐铉所写。北宋此风渐盛的原因,跟当时的市场经济和城市文化长足发展的背景相关,可以想像得出书画繁荣的大致情况。这跟五代十国的兵燹乱世时期,以铁、锡、铅、铜等作主料的各色粗制钱币,甚至还有泥质的陶币,其荣悴兴衰的沧桑感迥然不同。辽代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天赞元年(922)铸造“天赞通宝”至北宋晚期方近二百年,铸造年号钱二十种,都劣质粗造,远不及唐宋,皆经济文化使然也。见着劣质钱币,参考其它因素,判断时期,大都没有出入。
  有关钱币的知识极多,书法家未必尽知,但观其成色、制造工艺,识其年号,估摸制币何时何代,解读币上篆文,说出著名书写者为何时何人;不会读“至和通宝”(应该用对读法,即按先上下,后右左的顺序)为“至通和宝”,也不会读“至和元宝”(应该用顺向旋读法,即按先上右,后下左的顺序)为“至元和宝”等,至少不会南辕北辙。否则,都是遗憾。
  
  弘扬“三气”

  启功先生早就说过,“要想搞好协会工作,须提倡‘文气、正气’,才能创作出‘大气’的作品……”,这话至今犹在耳边。文气,就是多读书,丰厚学养;正气,就是持正驱邪,为书界蔚然一个有利于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炫权、炫富、炫媚、跑官买爵、海吹造泡、枪手代笔、捆绑利私、拼爹霸场等,统属书坛邪气。真正的大师,靠“呼唤”是出不来的。只有张扬文气正气,方有可能出脱真正的艺术大师,创作出真正不负时代的大气的鸿篇杰构。如果让伪钞劣币通吃,则无正气可言,亦无大气可言。当今幸逢清明盛世,文化幸逢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凡是有利于树正气、树新风的实话真话,完全可以畅所欲言。陈毅元帅说过,“敢言是君子”,本人奉信不疑。
  “美言无益”、“言行无不关仁义”,个中道理,毋庸赘言。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良风气,都愿意说好听的话,看出问题或错误,一概缄口无语,没有批评的胆量。从传统的道德观看,譬如按赵朴老的说法,见错不纠,应属“不报友人恩”。如果对方听了逆耳之言后耿耿于怀,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也属于“不报友人恩”。“没胆量”遭遇“没雅量”,这是当今艺术批评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举办个人书法展,都时兴搭配一个研讨会。研讨什么?研讨应该有学术主题。挂那么几十件作品,随意漫侃恭维一番后就移席美餐的,最好不要戴“书法艺术研讨会”之类的大帽子。让海内外学术界看我们的“艺术研讨”原来如此这般,多没意思。如果真想聆听教诲,冠名“研讨会”亦非不可;不管研讨什么,至少确立个学术主题,而且参与者还须有敢说真话的胆量和聆听批评的雅量。欢迎实话实说,开展正常的艺术批评,就是弘扬正气。搞书画的有艺术主见,固然好,但不要顽守痼疾,拒绝批评,或许这些刺耳锥心的批评击中要害,正是今后鹞子翻身的推动力。若非势力超过实力的人,艺术上的飞跃通常没有意外的奇迹。过关斩将的英雄好汉,都是靠硬功夫磨练冲刺出来的。一听批评,就光火,可能会让自己失去很多可贵的机会。如果连批评的些许风雨都接受不了,遑论弘扬正气?又如何在艺术界图谋更大作为?
  有句老话,叫“闻过则喜”,有人指责书法家书写有误,要心存感激。现在,拒绝批评,甚至到了拒绝建议的地步,护短如此,如何进步?因为艺术批评关乎文风书风,统属文化范畴,原意借此多说几句。几年前在国庆展上见某著名书家的一副行书联“满室图书真至乐;持身恭俭是良谟”,觉着内容不宜。因为此联为逊帝溥仪的座右铭,原由溥仪师傅朱益藩所书,是紫禁城休顺堂的名联名物;既然内容已经具备特定性,纵款书署明“前人励志联”,用以祝贺新中国国庆终归不妥。恰作者在场,我略述此联联语的背景,建议找故宫核实一下,结果作者说“核实什么?我是照书抄的。您不说,谁知道啊?”我遂无言。听说胡适当年奉劝某些国人不要用茶碗喝咖啡,挨过国骂,他自嘲为“冰蚕语热”。看来,文化上难以沟通,有时恐怕还不能简单归结为“没雅量”和“话不投机”。
  还有一种流行说法是“大师笔下无错误”。错误就是错误,应该不管在谁的笔下。书法家不好当,纤毫无憾的事太难,但是,如果一边自诩“大师”,弟子甚众,一边又老出低级错误,是“大师”还是“大厮”?那就大可质疑了。河南孟州曾盛请京城某“大师”为韩愈祠题写祠名,祠匾堂堂悬置门楣要位,识者大惊。陕西师范大学古典文学教授霍松林先生见之,怒不可遏,道“韩愈逝后,谥号‘文公’,千秋不易。怎么到今日此人笔下写成‘韩荆公’了?‘荆公’姓王,在宋,不在唐!必须撤下!”霍老惟恐“口头撤议”上达拖诿,写了书面意见,并致函沈鹏主席,建议书家多多读书,否则“有愧书法”。我当年肃然恭读过此信复印件,对霍老的深情无忌,肺腑语切,感动之至。对京城另一位著名文史教授的“眉批”(书法界的“大师”何以无知至此,何以为人学师,何以……),颇感震撼。看来,不管你能忽悠多大名气腔调,腹无酝酿,储学功夫不到,识者明鉴,就难免“棍棒夹道”。对事不对人,愿大家记住这个教训。
  总之,书法是国艺,是一门需要付出毕生心血去惨淡经营的学问。举手涂抹,玩票可以,千万别动辄标榜创新“二王”又颠覆“苏黄”的,书法伤害不起。书法艺术之成,是文化炼狱,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简单。相信古今文化史上的艺术大师皆民族文化高原矗立的巨峰,那么,请大家记住:书法功课是终生都做不完的文化修业。如果巨峰难及,希望在一生寻觅和辛苦之后,至少要找到自己心目中的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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