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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画鉴定何以难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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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0 07:01: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最近,苏轼《功甫帖》是真是伪引起了人们关注。这件书法作品收藏者刘益谦在2013年9月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竞得。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3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鉴定考证后,认为《功甫帖》是“双钩填廓”的晚清伪本。而刘益谦则表示,《功甫帖》流传有绪,且经已故著名书画鉴定家张葱玉、徐邦达鉴定,应为苏轼真迹。同一件书法作品,两方专家都可称“权威”,意见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常有意见分歧
    以收藏家具、瓷器而知名的收藏家马未都言及自己的收藏经历曾谈到,刚开始收藏时,自己也有机会收藏古书画作品。当时面对同一件作品,同级别的权威专家,有的说是真迹,有的说是伪作,意见相差极大。由于感到古书画鉴定之难,所以他没有介入书画门类的收藏。
    马未都的话也被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所验证。郑欣淼说,故宫博物院在鉴定一些古书画时,专家的看法时有相左,难有统一结论,只能将其观点整理录音,留给后人作鉴定参考。
    权威专家鉴定意见不同,这类事情在古书画的鉴定中并不鲜见。在“九一八”事变后,北京故宫文物开始筹划南迁。当时负责鉴定的著名画家黄宾虹认为故宫混进假画,怀疑有人移花接木。而自幼见过很多古画的鉴定家朱家溍则反对黄宾虹。1995年,在杭州的一次拍卖会上,张大千的画作《仿石溪山水图》被鉴定家谢稚柳认为是真迹,而同为知名鉴定家的徐邦达则指其为伪作,意见不合使两位鉴定巨擘产生了矛盾。
    艺术水准并非绝对依据
    判断古书画的真伪,依常理当然应以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作为主要判断依据。但实际中的古书画伪作,并不仅是后人简单的伪劣仿制,有时很难准确鉴别。清人的笔记中记载过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故事,能说明些问题。
    故事是说,新安一个商人想买件董其昌的书作,又怕买到假货,于是贿赂董的家客。那人叫他备好重金,面谒董其昌。董其昌当着商人的面磨墨展纸,一挥而就。商人得字后悬于中堂,宾客见了无不称绝。第二年商人又到松江,偶过董府,适一人下轿入府,路上的人说是“董宗伯”回府。他发现这个人不是自己去年见到的那个“董其昌”,禁不住大声叫屈。董其昌问明经过后,便重新给商人写了幅字。商人大喜,回家后到处夸示于人,可是凡懂得些书法的人都认为之前的那件书作写得更好。
    对于这个故事,书画鉴定家启功曾说,以前认为是传奇家言,未免增饰,但后来看到董其昌自己在题跋中也写过“赝鼎多有胜余漫笔者”,觉得这些记载也可信。
    一些书画作品,在当时创作的时代已难分真伪,后世鉴别就更难了。清人叶廷琯评论说:“名家随意应酬之笔,常有反出赝本下者,可遂定真伪于工拙间乎?”
    鉴定技术难辨作伪手法
    中国书画作品,原本讲究临摹古人,因此书画真伪之辨,古已有之。唐代张怀瑾《书断》中有“买王得羊”的记述,指想买王献之的字,却得到了羊欣的字。到了明代,社会经济日趋发达,书画成为商品,作伪情况远超前代,古今名家赝品泛滥,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现在。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穆益勤介绍,古书画作伪的手法,除了常见的依照名家某些突出的手笔特点直接仿造外,一些改款、拼接、代笔的情况,更增加了书画鉴定的难度。
    历代有名的书画家,如文徵明、董其昌等,因出于应酬,也会请人代作书画作品,而亲自题写名款,这样的代笔者本身书画水平高,后世很难一一辨识。
    北京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李绪杰认为,现代技术手段也不一定能辨别某些作伪手法。据一些近代笔记记载,近代收藏家罗振玉作伪,为求效果逼真,用的宋版书中的夹页纸和乾隆再和墨;张大千仿石涛画作,钤盖的是石涛所用的真印。这些记载未必真实,但从中可窥作伪者的用心。
    作为曾在英国13年的访问学者洪作稼介绍,英国一些著名博物馆也认为自己收藏的中国古书画有近30%的作品存在疑问。可见中国古书画鉴定,也并非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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