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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甫帖》再贴赝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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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7 15:31: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说实在的,我和钟银兰先生心底里多么希望苏富比《功甫帖》是真的,为存世不多的坡公真迹又增加一件。但是,无数的证据让我们不得不否定这件拍品,并把证据公布于众。”凌利中表示,苏富比拍品《功甫帖》作伪的水准并不高,传统目鉴已经足够,对比论证也是无奈之举。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专家钟银兰、凌利中今天发表联合署名的学术论文,列举一系列新证,再次论证了苏富比拍品“墨迹本”《功甫帖》为赝品。
  新发表的论文中,首次公布了现藏台湾图书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本,完整披露了翁氏《跋苏轼功甫帖》中的所有鉴藏信息:据翁手稿所记,可以获知、还原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清初梁清标收藏递传之史实及其原貌。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并未见项元汴(字 子京 1525-1590)三印,梁清标(1620-1691)二印亦不翼而飞,四枚旧印的篆文书写笔画形态、文字内容及印章尺寸大小等特征也与翁氏所记不同,明显属于两件作品
  凌利中曾被指未亲见拍品。他告诉本报记者,2013年7月9日他受邀在纽约苏富比总部办公室上手观摩研究了这件拍品,当时就发现该帖不对,问题很大。可以说,与后来看图录及高清图片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这是伪作。“一般而言,现在的印刷品质量都很高,从图录上看假的必然为假,尤其是水平不高的。但从图录上看真的未必一定真迹。因此,如果从印刷品上看真,那么必然还要去上手查看原件、反复研究,再加以确定。”
  新 证—
  台湾图书馆藏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本还原《功甫帖》鉴藏真相与原貌
  有关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本幅之鉴藏印记,安氏《墨缘汇观》及鲍漱芳《安素轩石刻》中皆略有记录,比如安氏《墨缘汇观》内容虽较详,但亦非全文抄录。从目前资料看,堪称最详尽的,非翁方纲(1733-1818)莫属。
  2002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内收《功甫帖》翁氏题跋全文,却未将鉴藏印记信息囊括。事实上,翁氏《复初斋文集》手稿本(现藏台湾图书馆)第67卷中,不仅有《跋苏轼功甫帖》,且于笺纸上栏空处,以行草小字忠实地记录了该帖中所有的鉴藏讯息,为后世获知、还原《功甫帖》递藏传承真相及其原貌,提供了最为详细的第一手原始文字与图像资料。如图1,释文如下:
  安记所谓“前后半钤四印”者。
  前上一印:色极淡,其色略似《天际乌云》后“之书”、“至法”、“书印”。露后半二字,是红文。上“”似是“囗”字内某字,下“耒”字,或“耤”。
  下一印白文:只露后半“世家”二字。
  后中间一印:红文。淡。只露前半二字,上似“广”,所露极眇,竟不可知是何字?
  后下角一印:白文。似极大之印,只露右上一角,似“義”字。
  此四印是旧印也。
  余则“张镠”二字白文印、“安仪周家珍藏”六字红文长方印、“梁清标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红文方印、“子京”二字红文葫芦印、“项叔子”三字白文方印、“槜李项氏士家宝玩”八字红文长印。
  文中提到的“红文”即朱文印;“前”、“后”分别指帖之右面、左面。将上述翁方纲所见并描绘记录的鉴藏印信息与苏富比“墨迹本”《功甫帖》对照,可以发现,不同之处甚多。
  最大漏洞—
  苏富比《功甫帖》本幅为何不见项元汴三印?梁清标二印又去哪了?
  据上述翁方纲手稿所记,可以获知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清初梁清标收藏递传之史实。这段记录段尾确凿无误地证明,翁方纲在安歧旧藏《功甫帖》上看到梁清标的这两枚藏印和项元汴的三枚藏印!(如图2)翁记诸印按序而列,当录自苏书本幅,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未见项氏三印,梁氏二印亦不翼而飞。
  这根本不符两人鉴藏习惯。
  首先,项氏获藏之际,帖上仅旧残印四枚,较之后代藏家,数其钤印空间最大,不可能不于原帖九字下大面积空纸上盖印。再者,项氏向以好钤印著称于史,少则三四枚,多则二百余方,钤盖时先本幅后本幅外,意在藉古人名迹以传不朽,有时为加钤更多用印,甚至故意将己印直接覆于古人字迹之上。比如苏轼《行书渡海帖》、米芾《行草书盛制帖》、张孝祥《行书临存帖》、蔡襄《澄心堂帖》等。此番情形于项氏而言,实在是不胜枚举。
  而作为安岐前辈暨《功甫帖》的拥藏者—梁清标不于本幅钤印之可能性亦微乎其微,一则帖中仍有不小的钤印空间,再则身为梁氏书画掌眼、裱画师兼古董商的张镠(字黄美)亦于《功甫帖》上留印。传世所见梁氏珍藏古书画如金李山《风雪松杉图》卷(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藏)、元卫九鼎《洛神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上海博物馆藏)等甚夥,除钤盖己印外,多有张氏印记,这几乎成为了两人间的一种配印组合,或亦透露了梁自张绍介获购之史实。
  因此,项、梁两位大藏家早于安岐之前,递藏该帖持续近150年,不可能同时避开苏字本幅空处而另行觅纸钤印。翁方纲获见《功甫帖》之际,帖中共计有11枚前人鉴藏印,而苏富比“墨迹本”仅有6枚,从诸印边缘看,亦可完全排除流传过程中项、梁5印经重装裁挖之可能。
  其余漏洞—
  苏富比《功甫帖》与翁方纲手写描绘的四枚旧印的笔画、内容及尺寸也不尽相同
  例如,翁方纲手稿记录的“后中间一印”,可对应为“墨迹本”左面中间朱文残印。该印只露前半二字且为残字,其中上面一字所露极少,翁氏不知是何字,故以画代述,“似"广"。该印与所见苏富比“墨迹本”不同,“墨迹本”是没有一点的椭圆形(见右图甲乙对比)。
  翁记录的“后下角一印”,可对应为“墨迹本”左下角“義”字残印。翁氏指出,该白文印似是一枚“极大之印”,印残,只露右上角,“似"義"字。”对照“墨迹本”,该印有三个问题:1.按“墨迹本”中“義”字大小模拟组成四字印,可见其尺寸大小与本幅中“世家”印并无区别,根本不是极大之印。2.该字也不一定是“義”字。以翁方纲金石古文字学的深厚修养,如果见到苏富比“墨迹本”中明显的“義”字,是不用举棋不定猜测“似"義"字的。3.“墨迹本”中该字与“世家”二字印一样,钤盖时与原纸边缘也留有较大距离,分明刻了一枚尚不到原印四分之一大小的印章,不是骑缝印。
  结 论
  目前明确可知苏轼《功甫帖》于明清时期的鉴藏、著录以及摹勒上石过程,有如下事实:项元汴张镠梁清标安岐江德量鲍漱芳(鲍氏《安素轩石刻》中3件苏轼作品均来自江德量家族旧藏,鲍氏家藏包括《功甫帖》在内的过半法书名画或已于太平天国农民军攻克扬州时尽毁),前后递藏逾250年。
  该学术论文判断:江德量逝前三年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携示翁方纲赏鉴的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定非苏富比“墨迹本”无疑。
  钟银兰、凌利中表示,当前公布的还只是部分学术证据,日后还将持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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