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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华:地质队成就了我的书法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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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0 06:26: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自1980年出版第一本专著《谈谈学写钢笔字》起,庞中华已出版专著430本,发行近3亿册,被誉为作品最畅销的“人民书法家”;他的硬笔书法清新秀逸、兼善各体,自成一家,被誉为“庞体”;他独创的“快乐立体教学法”享誉世界,被称为“中国硬笔书法第一人”……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成名前的庞中华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地质队员,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待了整整20个春秋。也正是这份清苦的地质队工作经历,成就了他的书法人生,在他的心中,有一段难以磨灭的“地质情结”。

  少年梦想:科学家梦碎 写诗歌被批

  我的老家是在四川达县的一个深山沟里, 我一生中许多欢乐、苦恼、理想和追求,都和故乡这多情的土地息息相关。

  8岁的时候,大伯把我带到了重庆,开始了我少年求学的生涯。记得小学时有一次春游回来,我写了篇作文,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读了一遍,还夸我“庞中华同学字迹秀丽”。这句话让我得意了很久,从此觉得写好字是很光荣的事情。

  但是我的爱好并不在此,我喜欢玩航模,还玩出了专业水准,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了国家二级航空模型运动员。我想去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那时候的很多孩子一样,长大了当“科学家”是我的梦想。

  可惜在上世纪60年代,普通人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那时候的口号是“知识青年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结果,我这块“砖”被搬到了建工部重庆建材专科学校(现西南科技大学),学起了地质勘探专业。

  在地质学校,我玩不成航模了,就迷上了写诗。当年,有一组小诗发表在《重庆日报》上,我看见自己写出的文字,居然用铅字印刷在报纸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呀,仿佛非洲丛林的黑猩猩对着镜子发现自己的容貌一样,又惊诧又欣喜。我顿时觉得,当诗人也挺光荣的。不料这个理想也被扼杀在了摇篮中,学校团支部书记批评我“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作怪”,一个学地质的学生怎么能想当诗人呢?这叫不务正业!学校里开了几次大会批判我,吓得我再不敢读诗、写诗了。

  地质岁月:书法之梦开始的地方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国家建材405地质勘探队,当起了一名技术员。半年后,又从北京“转战”武昌,之后又“移师”到了襄樊(即现在的襄阳)。正当我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在“四人帮”鼓吹“读书无用,知识有害”的那个年代,我和许许多多有抱负的年轻人一样,充满了苦闷与彷徨。幸运的是,当时我早已读过很多古今中外名著,“好人的天生的欲望是知识”、“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深信达·芬奇和高尔基的话比“文革”吹鼓手们的厥词更有道理,决定应该趁年轻而努力学习。

  有了方向,但是在深山老林地质队的帐篷里,没有书籍,没有老师,更没学习氛围。学什么?将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又开始了一番苦苦的思索:当作家、当诗人……当许许多多的目标被“文革”的残酷现实一一否定之后,我想到了书法。书法可是个好东西啊,她是中华文化里的一枝奇葩啊,并且她不受环境限制,也不容易“犯路线错误”。

  在当时时兴钢笔、圆珠笔的硬笔时代,把古代毛笔的书写技术融入到现代硬笔之中,或许是没人尝试过的新思路。我是地质队员出身,当时想,书法也许就像探矿一样,凡是没人走过的地方,就有丰富的矿藏。想到这里,我开始向王、颜、赵、柳等大书法家们学习。

  在地质队,我给自己订了两个目标,一是锻炼好身体,二是坚持学习。当时地质队员们业余时间都喜欢打牌喝酒,或者拎杆猎枪去打兔子,老人们告诉我,你们年轻人来了没多久就会被同化。可我还真就没随大流,我每天早起先读读唐诗宋词,白天进山干活,晚上就在宿舍里点起油灯,在废纸、烟盒上练字。我还通读了《鲁迅全集》,写了好几十本读书笔记,甚至开始抄写鲁迅的文章。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那时候心多静啊,外面是隆隆的“打砸抢”声,我还能耐心地写小楷。

  在山沟生活的15年里,我和我的队友们带着行囊,爬过华蓥山、峨眉山、大青山、大别山、太行山……当我再一次走出深山时,除人人都有的勘探行囊外,我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收获——一部《谈谈学写钢笔字》书稿。

  幸福密码:地质队的经历拯救了我

  地质队的生活对我来说,太熟悉了,直到现在,仍然对地质勘探工作充满了感情,每每回想起来,都令人难忘。

  我1965年进入地质队,直到1985年才离开,可以说,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献给了地质事业。但地质队也给了我丰厚的回报:地质队不仅给了我健康的体魄,顺便游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能安心学习知识、练习书法。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当年的地质工作的经历,就没有现在的我,多年的地质队的生活拯救了我。

  我是一名地质技术员,主要的工作就是跟随地质队到深山老林里踏勘,画地质图,写地质报告。勘探队的生活单一而枯燥,每天就是背着行囊,手握锤子、镐头,上山穿林,敲敲打打、挖挖刨刨。山爬过一座又一座,矿找到一个又一个,帐篷支了又拆,拆了又支。每天一大早上山踏勘,衣服往往被汗水湿透,中午在树荫下一坐,把湿透的衣服拧干,拿出随身带的馒头,喝口水,就着咸菜,那种感觉很幸福。夏天的晚上,山里的蚊子很多,我就穿上靴子、长袖,在灯光下读书、写字、拉手风琴、唱歌,别提有多快乐了。

  那时候过得确实很艰苦,但我们那时的年轻人都充满了理想,参加了祖国的建设,我们当上了地质队员,感觉很自豪,再艰苦的条件也不觉得苦了。所以说年轻人没有理想是不行的。

  我庆幸我有一段地质队工作的经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城里的年轻人都在开会,批斗走资派,我在大别山里躲过了风浪,并且可以在与世隔绝的深山里看书、学习、写字。

  诗人情怀:我的字就是我的诗

  我那时候还有个梦想,是想当个诗人,写反映地质队员豪情壮志的诗。因为小时候正是读了故乡大诗人李白“仗剑远游”、大文豪苏轼的“若言琴上有琴声”、苏辙“豪俊交游”千古绝唱的诗文,每一读起就“感觉有万丈豪情在胸中激荡”。

  “文革”时,我把对诗的热爱,贯注于读诗抄诗,因为写字不涉及“意识形态”啊。但是,我还是经常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诗歌创作,写完后,便将写满诗歌的笔记本藏起。先后创作了《山谷的晚会》、《班长的喜糖》、《队长来理发》、《地质员的未婚妻》等大量有关勘探队生活与工作的诗歌200多首。

  像我在《地质员的未婚妻》写道:“地质员的未婚妻/远方来到钻机场/姑娘是‘突然袭击’/小伙子手乱脚忙//脱去油腻的工作装/换一套雪白的确良/清早正画着设计图/屋里书本纸张乱在床//登山皮鞋已踏破/先往床下藏一藏//英语卡片贴满屋/矿石样品挂一墙……”当然,这些诗歌是根据我们地质队员的生活总结提炼出来的,尽管当时队友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艰苦,但我总把诗歌写得风趣、活泼和积极向上。就连著名现代诗人艾青在给我的第一本诗集作序时也说:“其实,作者首先是一位诗人。”

  我的字就是我的诗,我的诗必须用我的字写下来,那有我的爱憎,有我的思想,有我对这个时代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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