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辅助访问
找回密码 加入

书画互动

搜索
最新公告
  
查看: 1771|回复: 0

张冠李戴的“用笔千古不易”说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4-4-10 06:46: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元至大三年九月(1310年)赵孟頫应诏入京,友人吴森(1250-1313年)同行,随身携带了家藏的“定武兰亭”“五字未损本”,九月五日舟次南浔,天台人独孤长老(名淳朋)赶来为赵孟頫送行,在南浔以北把自己收藏的宋拓“五字已损本”“定武兰亭”拿给赵孟頫看,并答应了赵氏携带这本《兰亭序》进京的请求。这样,在32天的旅程中,赵孟頫就与这两本珍贵的《兰亭序》日夜相伴,他朝夕观摩并不断题跋,留下了著名的《兰亭十三跋》。其中九月二十八日(公元1310年10月21日)写于山东济南的跋语说:

    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1]

    “用笔千古不易”这句话已经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名言,七百年来被很多人奉为真理,只有少数人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一方面,这一观点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还存在如下意见:      

    (1)包世臣的观点。一次吴熙载(号让之)问包世臣:“吴兴言:‘结字因时相沿,用笔千古不易。陈、隋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华亭云:‘古人以章法为一大事,尝见襄阳《西园记》,端若引绳,此非必有迹象,乃平日留心章法故耳。’二说孰优?”包氏说:“赵、董二说皆陋。结字本于用笔,古人用笔悉是峻落反收,则结字自然奇纵,若以吴兴平顺之笔而运山阴矫变之势,则不成字矣。”[2]

    (2)沙孟海的观点。他有这样一段话:“‘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后世奉为金科玉律。一般称‘用笔’,包括执笔与运笔。赵孟頫的话,如指执笔,说明他没有历史知识。如指运笔,那么变化更多,他说‘千古不易’,更不对头。”[3]

    包世臣和沙孟海都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可以看作古今反对“用笔千古不易”说的代表。此外,元人刘有定说:“篆用直,分用仄,用笔有异,而执笔无异。”[4]虽不是对赵氏观点的直接反驳,却与赵氏的观点相反。现当代的启功、侯开嘉等也曾明确反对过赵氏的观点。但是两种意见长期对立,谁也没有说服过谁。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考察一下“用笔”概念。

                                                  二

    简单说来,“用笔”就是“使用”“笔”,在毛笔书法语境下,就是“使用”“毛笔”。进一步说,“用”是“使用”、“运用”或“操作”的意思,“笔”是被使用的工具,用笔的主体即操作者是“人”。因此,“用笔”即拿笔写字的活动,包括执笔和运笔。

    书法史上出现的执笔法是多种多样的:韩方明提出“把笔有五种”[5];林蕴提出推、拖、捻、拽的四字“拨镫”法[6];陆希声提出擫、押、钩、格、抵“五字”执笔法[7];孙过庭提出“执笔三手”[8];戈守智提出拨镫法、拨镫枕腕法、平覆法、平覆枕腕法、握管法、单包(苞)法、捻管法、撮管法、提斗法、三指立异法、两指立异法、握拳立异法共十二种。总括起来,有所谓龙眼、凤眼、拨镫、二指、三指、四指、单钩、双钩、捻管、撮管、握管、双钩回腕等多种多样。如果根据捏管手指的数量分类,有单苞、双苞、二指、三指、四指等方法;如果根据执笔时虎口部位的形状分类,有凤眼、龙眼等方法;如果根据操笔调锋的方式分类,有拨镫、捻管、撮管等方法;如果根据持笔时手腕的基本姿势来分类,有回腕和不回腕等方法。

    写字时具体运笔的变化更多。古人说:用笔要“有偃有仰,有欹有斜,或小或大,或长或短。”[9]“用尖笔须落锋混成。”[10]“临文用笔之法,复有数势”,有侧笔、押笔、结笔、憩笔、息笔、蹙笔、战笔、厥笔、带笔、翻笔、叠笔、起笔和打笔等。[11]“用笔之势,不可一概。虽心法古,而制在当时”,“用笔腕下起伏之法”有顿笔、挫笔、驭锋、蹲锋、揭笔等[12];“用笔之法欲双钩回腕,掌虚指实,以无名指倚笔,则有力。”[13]欧阳率更“用笔特备众美”,而颜、柳“用笔复溺于一偏”[14];用笔“常欲笔锋在画中”。[15]“用笔,毫厘锋颖之间,顿挫之,郁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扬之,藏而出之,垂而缩之,往而复之,逆而顺之,下而上之,袭而掩之,盘旋之,踊跃之,沥之使之入,衄之使之凝,染之如穿,按之如扫,注之趯之,擢之指之,挥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坠之,架虚抢之,穷深掣之,收而纵之,蛰而伸之,淋之浸淫之使之茂,卷之蹙之,雕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莹,鼓之舞之使之奇。”[16]其中所说的“用”就是“操作”或“运用”,具体方式则无穷无尽,充满变化,名目之多令人惊奇。

    所以从现象上看“用笔”不是“千古不易”而是随时变化的,因此“用笔千古不易”的断言未能屏蔽人们对用笔变化的感受。例如郑杓、刘有定说“用笔有异”;袁裒说“右军用笔内擫而收敛”而“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17];项穆说赵孟頫“笔”不正[18];冯班说赵孟頫“避难从易,变古为今”,用笔“不古”[19];朱履贞说“分书”“与真书‘永’字八法用笔不同”[20];包世臣指责赵氏的观点为“陋”说,还说“二王真行草”“用笔之变备矣。”[21]

    “用笔”之所以不断变化就在于操作的主体是“人”而非“机器”,与拧紧了发条就按照既定程序机械运动的钟表不同,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22],他有生命、情感和思想,做任何事(包括用笔)都不会“千古不易”而是随时适应、调整、变化和创造的。不同的人会因生理、心理、行为方式的不同导致具体用笔的差异,即便同一个人在训练之前和训练之后的用笔也是不同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3],所以人的活动能力和活动方式会因为实践而改变。在此,必须牢记用笔的是“人”,切不可忽视主体的能动性。因为具有“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性质,所以人能够选择、调节执笔和运笔的方式,既可以单钩执笔也可以双钩执笔,既可以让毛笔的笔毫在纸面上顺行也可以让它逆行。就像人吃饭可以坐着吃也可以站着吃一样,具体的人类活动绝不会“千古不易”。对“用笔千古不易”这一观点有力的反驳,不是那些符合“书法”观念而是那些不符合“书法”观念的用笔的存在——没有人能够把“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的毛笔操作从“用笔”概念的外延中清除出去!因此,“用笔千古不易”是一个“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在不断变化的人类活动中确实有“千古不易”的东西,即人类活动的共性(类性、一般性、普遍性)、共相、基本类型(一般形式)和一般规律(理)等,同样,在不断变化的用笔现象中也有用笔的共性(类性、一般性、普遍性)、共相、基本类型(一般形式)和一般规律(理)等。因此,尽管赵孟頫的观点不对,但他意识到有一种“千古不易”的东西却是深刻、敏锐的,问题只在于它究竟是什么?从哲学上讲,它不可能是现实的、具体的、千变万化的用笔,只能是用笔的本质和规律等,但赵氏的原理解是怎样的?对此必须做出历史的、具体的考察。

                                         三

    赵孟頫没有留下进一步解释“用笔千古不易”这一观点的文字,只留给我们一个独断论的理论命题,对其作其他解释的可能性似乎没有了!但笔者在偶然间发现元人韩性《书则序》一文似乎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契机。其中说:

   书果有则乎?书,心画也。短长瘠肥,体人人殊,未可以一律拘也。书果无则乎?古之学者,殚精神靡岁月,临模仿效,终老而不厌,亦必有其道矣。盖书者聚一以成形,形质既具,性情见焉。异者其体,同者其理也,能尽其理,可以为则矣。三代之时,书以记事,未始以点画较工拙也;然而鼎、彝、铭、志之文,俯仰向背、精入芒发,是岂有意于工拙哉?亦尽其理,不能不工耳。秦、汉而下,以书名者何可胜数?尽书之理者,惟钟元常、王逸少数人而已。……夫今承旨赵公,以翰墨为天下倡,学者翕然而景从。赵君仲德,尝请书法之要,公谓当则古。无徒取法今人也。仲德于是取古人评书要语,辑为一书,名曰《书则》,以成赵公之意,而惠学者以指南也。好事者将取而列诸梓,仲德俾余为之序。夫书者六艺之一,儒者所当事也。书有自然之理,理之所在,学者则焉……。[24]

简言之,《书则序》讲了一个故事:赵仲德曾经向赵孟頫请教“书法之要”,赵孟頫告诉他学习书法应该“则古”,后来他编了一本“成赵公之意”即贯彻和落实赵孟頫书法思想的书,名为《书则》。赵仲德请韩性为《书则》作序,序文指出形态各异的书法之“同”者是“理”。用现代哲学的术语讲,“同”即“共相”或“共性”——即寓于同类事物所有个体之中的一般性,因为它在每一个个体中都存在,所以是“千古不易”的。这个理解与赵孟頫的原意是否一致呢?

    韩性与赵孟頫都是浙江人,而且是平辈的朋友。赵孟頫生活于1254-1322年,韩性生活于1266-1341年,因与赵氏家族相熟,韩性曾为赵孟頫的外甥王蒙《葛稚川移居图》写过题跋。韩性对赵孟頫比较了解,他研究“书则”并思考书法的“异中之同”是偶然的吗?应该不是。

    第一,韩性写《书则序》是在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提出之后,他应该知道赵氏的观点。表面看,赵孟頫于1310年10月提出这一观点而韩性撰写《书则序》的时间并不明确,但该文以“承旨赵公”来称呼赵孟頫,只能是1316年以后的事,因为赵氏官拜“翰林学士承旨”是在元仁宗延祐三年,即1316年。从韩性熟知赵孟頫“以翰墨为天下倡,学者翕然而景从”一事推断,这时候他应该已经知道赵氏的观点。

    第二,韩性为什么要思考书法的共性,即其中千古不易的东西?从《书则序》的具体内容推断,应与赵孟頫的观点有关。《书则》本是贯彻和落实赵孟頫“则古”书法思想的产物,辑录的是“古人评书要语”,即一些“理”、“则”。韩性把“理”看作书法的共性(同),而共性正是事物中的“千古不易”者,虽然没有确切的史料作证,但按照逻辑推论,断定二人的观点有关是合理的。赵孟頫《兰亭十三跋》强调“用笔千古不易”的同时重点强调了“古法终不可失”这一点,而“古法”就是“法则”,与韩性指出的“理”、“则”相吻合。因此,他们二人所思考的实际上是同一个对象——即书法中的“千古不易者”,赵氏说是“用笔”而韩氏说是“理”、“则”。既然“用笔”并非“千古不易”,那么,是不是赵氏要讲的东西正是用笔的“理”、“则”,只是在表达时用错了概念呢?这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即,“用笔千古不易”是个张冠李戴的观点。换言之,赵孟頫在X(用笔)中发现了一个Y(用笔的本质等),其中Y不等于X(X是不断变化的现象,而Y是寓于X之中的不变的本质、规律等),但是他没有恰当的概念可以用来规定和言说这个Y,就在不能区分X和Y异同的情况下把Y千古不易说成了X千古不易!在书法史上,有很多人把赵孟頫的话“讲通”了,但是“讲通”的逻辑是:A是B(B是非A——与A既有统一性也有差异性),B是千古不易的,所以A是千古不易的。譬如有人说:“用笔(A)”是“用笔之理(B)”,“用笔之理(B)”是千古不易的,所以“用笔(A)”是千古不易的。这就违背了逻辑同一律,出现了偷换概念的问题。

    元代思想的主流是“理学”,它所认定的“终极存在”或“绝对者”——千古不易的东西就是“理”。当时,把“心”——即精神看作绝对者的陆象山“心学”在强大的程朱理学面前并未取得思想的统治权,直到明代王阳明“心学”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所以当时的主流思想是理学,它以“道”或“理”为终极存在,而这两个“异名同实”的概念从内容上看却是同一个概念。赵氏曾称敖君善、温日观、杜道坚和中峰明本禅师四人为“师”,由于四人分属儒、道、释三家,因此赵氏自称“三教弟子”,但赵孟頫一生最敬重的老师是理学家敖君善,他自己也算得上一位“理学”学者。[25]这样看来,赵孟頫所谓的“千古不易”者很可能就是“理”、“则”。

    有一件事似乎能说明韩性与赵孟頫的观点没有矛盾,即元人对韩性观点的态度。韩性的观点提出后,首先是熟悉赵孟頫思想的赵仲德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其次是在赵孟頫的影响十分广泛,“学者翕然而景从”的环境中没有人提出异议,意味着他的观点得到了时人的认可。所以,赵孟頫要说的“千古不易”者可能就是用笔的“理”、“则”,但是在表达时用错了概念,无意间以“用笔”偷换了“用笔的理则”这一概念,导致他误将不断变化的“用笔”指认为“千古不易”的,同时又未能把真正的“千古不易”者即用笔的“理”、“则”指出来,换言之,他的言说没有切中他意识到的真正对象,真正的千古不易者从他的言说中悄悄地溜掉了……

                                               四

    现在似乎可以认定赵孟頫所说的“千古不易”者就是用笔的“理”、“则”,其中包括他所谓的“古法”了!虽然赵孟頫本人没有这样说,但根据哲学上关于“个别”与“共相”关系的原理推断,他所意识到的“千古不易”者只能是用笔的共性(类性、一般性、普遍性)、共相、基本类型(一般形式)和一般规律(理)等。

    从逻辑上看,对“用笔千古不易”一说可能合理的解释主要有两种:

    (1)用笔的共性(一般性、普遍性、共相、类性)、类型(一般形式、基本形式、范式)、一般标准或规律(理)千古不易;

    (2)符合书法理念的用笔,其共性(一般性、普遍性、共相、类性)、类型(基本形式、范式)、一般标准或规律(理)千古不易;

    第一种解释从“用笔”概念出发,谈的是“用笔”的共性;第二种解释从“书法用笔”概念出发,谈的是“书法用笔”的共性,两个角度一大一小。前文说过第一种解释,现在看第二种:如果赵孟頫要讲的“千古不易”者是“古法”,那它依然是一个时间性的“法”而不是超时间的“共性”,它仍是现象而不是本质,不能拿来充当千古不易的笔法。因此,尽管用笔中确有千古不易的共性,但遗憾的是:不管是由于语言本身的缺陷还是由于赵孟頫思考的缺陷,都导致他没有把“用笔”的“共性”讲出来。他意识到了一个千古不易的对象却没有牢牢地抓住它,而是把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误认为是千古不易的……

    这使我想起洛夫怀念故国的诗句:

      喏!你说,福田村过去就是水围
      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洛夫《边界望乡——赠余光中》[26]

赵孟頫就是这样,他想伸手抓住那个“千古不易”者,但是因为用错了概念,他抓回来的只是一掌“冷雾”。

                                                 结语

    在用笔现象中千古不易的东西必然是用笔的共性(一般性、普遍性、共相、类性)、类型(基本形式、范式)、一般标准或规律(理)等,这样的结论可能会让某些书家摸不着头脑。他们比较感性化,觉得“用笔千古不易”的说法很实在,可以指导自己“则古”并取得实践上的成功,理论的抽象结论却令他们感觉无所适从。然而,这只是不习惯概念思维所造成的困难,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困难,因为“理”、“共性”或“共相”等也能在思维中不断地具体化。例如“笔法不外方圆”的说法将笔法分为方、圆和方圆兼备三类就是具体的,只要在纸面上写字,笔画两端的形态就不外乎方形、圆形和中间形态三类,而对应的写法也是三类;又如按照毛笔在垂直于纸面方向上的运动方式来划分,又不外乎提、顿等,这都是千古不易的。这种具体化的思想同样有助于书家的实践。此外,既然用笔的“共性”和“共相”不仅在未来而是在过去的用笔活动中就有所体现,那么要把握它的捷径恰恰是“则古”,是从书法经典中来认识和把握它。因此本文的结论不会影响书家临摹经典的信心和热情,反而是在提醒人们要尊重书法史。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加入

本版积分规则

QQ|手机版|小黑屋|全部链接|Archiver|排行榜|书画互动网站地图| 加入收藏 |

Copyright © 2005-2016 书画互动 版权所有 吉ICP备11002172号-1

  QQ群1:9872875 QQ群2:6577375 QQ群(柳体楷书交流):147203020 QQ:236147427 艺术投稿E_mail:bszzg@163.com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