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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家为什么要炒作(bs2005.com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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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9 06:44: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艺术品 于 2014-4-19 06:46 编辑

如果不事炒作而一心伏案创作,画家慢慢就会发现,自己在业界的名气指数殊难提升,随之而来的经济问题也很难解决(或曰“资本回报率”较低)。名气大不大,卖得贵不贵,是一个中国画家的“七寸”。在这两项上无所作为,免不了要令人顿生“英雄气短”之慨。谁都按捺不住要同类攀比,你我皆画家,你户限为穿,我门可罗雀;你日进斗金,我阮囊羞涩;你豪宅香车,我布袍芒屩。现实狰狞,我欲不炒作不得已。

       炒作是门学问,很讲究方式方法。眼下的画家,要么贱兮兮地蹭着为官员作画,求取几句夸赞、一帧合影;要么疯狂地占据形形色色的媒体版面或频道,充分混个脸熟;要么与各种社会闲杂资金厮混,不断抛出个展及画册;要么附丽业界大佬,殷勤献足,响头磕够,谋得提携,趋慕要津;要么反弹琵琶,骂骂咧咧,专拿名家大腕说事,故作惊世骇俗之语,藉以标榜独异、吸引眼球。在我看来,适当的炒作,能让好作品容光焕发,倘一味恶炒、背离常伦,则势必要使“画道”蒙羞。

       1943年10月20日,78岁高龄的黄宾虹在写给傅雷的信中说:“今次举近十年之作,大抵自行练习。原画用墨居多数,故暗滞不合时,不如画四王之漂亮。画月份牌,则到处受欢迎,然松柏后凋,不与凡卉争荣,得自守其贞操,但辜负盛意为抱歉无穷耳。”可见当时丹青领域,明显存在“从时好”(以画四王、月份牌为例)与“守贞操”(譬诸宾翁)两种不同类型的画家。尽管不能说画“四王”一路浅绛山水及“月份牌”就是炒作,但至少某种“悦世、趋利”的炒作心态不容否认。

       胜国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以还,画界炒作之风渐起,像黄宾虹那般独饮寂寞、淡泊自持者,越来越稀见。我常常暗自讶异,卅余年来,中国怎么蜂群一样冒出来这么多所谓的画家?并且,长发浓髯的画家们,挥舞着画笔,如麦客之挥舞镰刀,在“穴头”招引之下转战南北、乐而无倦。顶戴“范仲淹某代孙”、“齐白石私淑弟子”、“大风堂再传弟子”、“某某画派开创者”、“著名某某画大师”、“最具市场潜力的若干大画家”、“某某画院特聘画家”、“某某学府客座教授”等“盛誉”的画家,在对阿堵物的无限饥渴与美艳想象之中,四处游走,干谒朱门。如斯乱象,识者几为之呕。

       由僧返俗、亦僧亦俗、法号“慧禅”的画家史国良,曾被指“炒痕”累累。对此,史氏强调自己是“宣传”而非炒作,“再好的东西不拿出来,时间久了也会长毛。好的作品不应藏着。广而告之不犯法,艺术应该大张旗鼓地去推广宣传。”在他看来,通过拍卖抬价或者制造新闻才叫炒作,而“现在很多人条件反射一样看到别人宣传就认为是炒作,进而联想到对方人品不好”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当下信息时代,史国良的观点不无道理,但画家需要明了的是,即便“宣传”也要保底、有度、有节。宣传与炒作的界限,事实上是微妙而含糊的,一旦野马脱缰,劳心费力的结局也许只能是自我伤害。拿史国良来说,机智与狡黠兼具的“出家策略”(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与“传媒策略”(先利用大众媒体进行全方位宣传,再借助专业媒体夯实学术定位),为其打造危峰孤耸式的个人“艺术LOGO”提供了支柱力量。如果这就是炒作,那么,史和尚炒作的一个坚定前提是,自己的作品好,或者至少说得过去。这就与那些只知一味狂炒而作品却狗屎不如的画家,大大拉开了距离。

      个别画家的炒作手法相当离谱,以之为鉴,也可见出部分国内媒体的浅薄与荒唐。“李景革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李1967年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区,平常喜欢比葫芦画瓢地照着徐悲鸿的马涂抹两下子,所作仅属地摊行画水准,根本拿不到桌面上。2005年8月18日,李在没有任何事先预约的情况下,来到卢浮宫接待处,要求见负责人,声称要赠送一幅自己的画给博物馆。该馆企业赠品处的负责人莫宁接待了他,并明确表示,卢浮宫不收藏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因此不可能接受其赠品。李景革遂积极要求作为一件纯粹的私人礼品送给卢浮宫博物馆馆长。最终,莫宁代表馆长接受了这幅名为《八骏图》的水墨画,写了一封感谢信,并与李合影留念。

       胆大、无耻的李景革,横竖要将中国画家的脸丢到全世界去。回国后,开始有鼻子有眼地大肆宣扬自己画的地摊马“入藏卢浮宫”之壮举。一个现象是,对画家而言,画面质量往往与“画外功”成反比,李景革就很有忽悠、利用媒体的本领。2005年11月21日,国内某权威通讯社发出一条《国画〈八骏图〉开启卢浮宫大门》的消息,旋即被多家主流媒体及都市类媒体转载,有些还进行跟踪报道,极尽吹捧之能事,将“著名青年画家李景革”描绘成第一个将中国画打进世界顶级博物馆的“民族英雄”。之后,2006年8月18日,一家中央大报刊登整版广告“热烈祝贺李景革先生《八骏图》入选卢浮宫收藏一周年,暨李景革先生个人画展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更使李声名大噪。

       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通过相关媒体推波助澜的爆炒,李景革的画竟然节节蹿升,卖到了5万元一平方尺。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地摊画匠,竟然被素以“权威、公正、敏锐、责任”自诩的官方主流媒体,“惯”到如此地步,真可谓“昭代目睹之怪现状”了!尽管事情真相最终被《文汇报》大白于天下,却给我们留下了如芒在背般的思考。至今百度搜索李景革,还能轻易读到“作品《双骏图》和《奔马图》,分别被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和法国里昂大学收藏”一类信口雌黄的文字。画家之所以丧失道德底线,完全是因为尝到了无耻带来的甜头。

       宋人刘学箕所撰《方是闲居士小稿论画》有云:“古之所谓画士,皆一时名胜,涵泳经史,见识高明,襟度洒落,望之飘然,知其有蓬莱道山之丰俊,故其发为豪墨,意象萧爽,使人宝玩不置。今之画士,只人役耳,视古之人又万万不啻也。亦有迫于口体之不充,俯就世俗之所强。问之能彼乎?曰能之。能此乎?曰能之。及其吮笔运思,茫昧失措,鲜不刻乌成鹄,画虎类狗,其视古人神奇精妙,每不逮之。”看来,此类“迫于口体之不充,俯就世俗之所强”的画家,自古洎今,从来都不罕见。这些或有冻馁之虞的非官方画师,在严酷的日常生存逼视之下,不得不迸发出强烈的“炒作”欲求。我们站在李景革们的角度揣度其心态,便不难理解,那种腰缠万贯、锦衣玉食、美女簇拥、光宗耀祖的生活,对一个挣扎于社会底层、苦无进身之阶的民间画师来说,将会构成怎样的吸引!在河南郑州,有那么三五个青年人,窝在租来的民房中,劬力模仿现任中国书协主席张海的字,廉价售于古玩厂肆或有以仿冒字画送礼之需者。刚开始一件四尺整纸仿作只卖数十元、百余元,随着功夫渐深、越仿越像,不数年竟涨价至一两千元。如今,年轻的“仿爷”们置宅购车,俨然咸鱼翻身之都市新贵。比起那些数十载墨海傻泡、在各类大赛中入选获奖、作品却依然有行无市的书法家们穷哈哈的模样,实在是“范儿”多了。分析起来,郑州“仿爷”一族在有意无意间走上了炒作道路,他们的“炒作工具”是张海。

       不讳言地讲,“炒作”业已成为国内书画界其华灼灼的一块脓疮。一个画家想把自己炒红,就要在公众面前大曝其光、大放厥词。有人质疑吴冠中是这样,范曾是这样,陈丹青也是这样,事实上,哪个画画的不想这样?我们包藏炒作之心,脸上却故作清傲高深,则毫端必然屎溺横流。这是不是一种难以开脱的原罪呢?那么,始作俑者又是谁?你,我,还是赤潮翻涌的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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