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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的印学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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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4 06:44: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将对黄宾虹的篆刻实践、古印收藏、印字著述与活动等内容作一初步考察,凸显其作为印学家的一面,不足之处,尚祈海内外方家指教。
  一、长期的篆刻实践
  黄宾虹(1865年一1955年),原名质,字朴存。据其自撰《潭渡黄氏先德录》载,他的父亲定华公是清朝太学生,工诗文,爱好书画,为人慷慨重义。黄宾虹六岁时,在父亲影响下,对绘画产生了兴趣,“课读之暇,见有图画,必细观览”。他临摹的家藏沈廷瑞山水册,老师亲友见了无不称奇。十岁时,他向父亲一位善画的好友倪易甫求教画法,倪丈告诉他“当如作字法,笔笔分明,方不致为画匠也”,于是黄宾虹又开始学习书法艺术之花,渐渐在幼年黄宾虹身上生根发芽。
  黄宾虹篆刻起步很早,王伯敏教授在《黄宾虹》书中这样记述:“他的父亲藏有邓石如、丁敬身的印集,但嫌他年纪小,只给他看了一下,就放回书箱。有一次,他趁父亲外出,偷偷地把它取了出来,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临刻了邓石如的篆刻十多方。他的父亲回来,看到这些临刻,初还不信,及到亲眼见他奏刀时,才惊呆了。那时黄宾虹只有十一岁。”
  黄宾虹祖籍在安徽歙县潭渡村,他的父亲十四岁起就到浙江金华经商谋生,因而黄宾虹出生成长皆在金华。1876年,十三岁的黄宾虹随父返原籍应童子试。此后,黄宾虹多次返歙应试,直到后来全家迁回原籍定居。离他家族的聚居地潭上不远,有汪韧庵的故宅。黄宾虹每次经过,总“怀想其遗风”,抱有仰慕之情。汪韧庵名启淑,官至兵部郎中,是著名的古文字学者和印学家,撰《续印人传》,辑有《集古印存》三十二卷、《飞鸿堂印谱》五集四十卷。据《广印人传》载,汪氏家开万印楼,藏书数千种,尤酷嗜印章,搜罗自周、秦迄元、明印至数万钮。经过寻访,黄宾虹终于在西溪汪氏宅中见到了汪韧庵留下的印谱和原印。观摩飞鸿堂的旧藏,这不但让年方弱冠的黄宾虹眼界大开,更对他日后在篆刻乃至整个艺术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884年,二十一岁的黄宾虹初次来到扬州。清代扬州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著名的扬州学派、扬州画派、扬州园林,皆独树一帜,名闻天下。“家无古字画,不是旧户家”,清末的扬州,仍然有着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黄宾虹久仰扬州画学之盛,执意要到扬州求学,这是主观原因。客观条件是,黄宾虹的族人寓居。扬州经商的很多,这些人家中收藏颇富,可以为他提供生活和学习上的双重帮助。这次黄宾虹在扬州住了半年,第二年又去一次。1887年,黄宾虹在扬州担任两淮盐远使署幕友,利用公余时间,专门从郑雪湖学山水,从陈若木学花鸟。
  与此同时,黄宾虹在扬州继续学习篆刻。清代扬州也是全国印学的中心,二百年间徽派、“扬州八怪”、四凤派、浙派的重要印人大多会聚于此。直至道光年间,仍呈现“徽浙两派并行不背”的格局。黄宾虹到扬州时,距吴让之去世已有14年,扬州印坛开始衰落,但前辈大师的印谱和原石还留下不少。黄宾虹的篆刻受到了徽派、浙派的共同影响,这种影响,在他的早期印作中有明显的表现。

  1907年,黄宾虹因为革命活动被人告发,连夜避往上海。这是黄宾虹艺术生涯的转折点。上海是十九世纪后期兴起的港口城市,短短数十年间取代扬州而成为全国新的经济、文化中心。黄宾虹在上海先后参加和发起了国学保存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南社、贞社、国学商兑会、艺观学会等团体的活动,结识了包括吴昌硕在内的一大批艺术家和学者,又观摩到大量古今字画,艺术水平不断提高。热衷于研究和收藏古玺的宣古愚、易大庵二人,与黄宾虹关系甚为密切,时相交流。1909年4月,邓实在《国粹学报》刊登广告,第一次为黄宾虹订出润洌。在这篇《滨虹草堂画山水例》中,有关于治印的条款:“篆刻石印每字大洋三角”。由此可知,当时黄宾虹虽以山水成名,篆刻也已得到同行认可,否则岂敢广而告之?

  1910年,南社好友高吹万向黄宾虹索印与画,作《赠黄滨虹乞治印与画》诗云:

  醇醇博雅又温文,海上何缘见此君。

  刻划不教差半黍,商量直欲到三坟。

  破铜烂铁搜罗尽,断简残篇补缀勤。

  倘有余闲供点笔,秋高挥洒定成云。

  黄宾虹当即作《寒隐图》并题诗回报,而印章迟迟未能完成。过了两年,高吹万又作《索黄滨虹治印先寄以诗》,表示催促,有句云:

  黄子静者吾所师,郑虔三绝人共知。

  图成寒隐昔相赠,明窗相对情为移。

  旁人摹印尤入妙,娲匾篆刻盘神螭。

  抱残守缺不求赏,落落自挹荪荃姿。

  ……

  当世能文识字人,眼中我见滨虹子。

  黄宾虹何时践约,目前尚不清楚。不过据高吹万后人高锌的记述,黄的确曾为高治印。

  黄宾虹一生刻印不少,但多属自用,十之八九不署边款,所以无法考证其各个时期的篆刻风格。1978年,浙江美术学院水印厂编辑出版了手拓本《黄宾虹常用印集》,收入黄氏用印59方,其中他人所刻44方,自刻7方,佚名8方。“黄宾虹”(附录一图一)似为中年作品,浙派遗意浓烈。“黄质”(图二)、“黄宾虹印”(图三)为汉印平实一路刀法稳健,浑厚得体。“黄质宾虹”(图四)、“虹庐”(图五)、“冰上鸿飞馆”(图六)、“黄山山中人”(图七)诸印,冲切并施,气息古雅而又异于秦汉,显示了自我的艺术追求。我1987年在南京博物馆王敦化先生处,曾觅得黄宾虹朱文印“片石居”的印拓(图八),边款署“朴存”。此印平中求险,留白自然,以小冲刀刻成,似为早期作品。黄宾虹另有一方白文“片石居”,印面较此略大,而章法基本一致。

  黄宾虹治印数十载,但最终没能在篆刻艺术上推陈出新,是很可惋惜的。从他的印件中不难看出,他对前人印章的学习,着重于精神气韵的一面,以印学史的角度来把握篆刻艺术;而于具体的技巧,只停留在字法、章法的浅层表面,漠视用刀,因而造成线条的不够凝练,线形不够丰富。这一方面可能是他的篆刻实践仍缺少量的积累,一方面也可能是他重道轻技的篆刻创作观在作祟。关于后者,我们可以从他的印证中进一步体会到。

  二、搜集古印,刊行印谱

  黄宾虹收藏之富,在画家中是出名的。他的收藏以书画、古印为主,兼及青铜器、玉器、瓷器等。陈叔通在1958年编的《歙县黄宾虹书画集》简介中,称黄“富收藏,尤富玺印”。显然,黄宾虹的古印收藏是受到公认的。

  据现有资料,黄宾虹购藏古印,上限可以定在1885年,这一年他二十二岁,购人一方“年计君玺”。次年,黄宾虹在父亲安排下,问业于西溪汪仲伊。《歙县志》载:“汪宗沂,字仲伊,号搜庐,西溪人,……光绪庚辰成进士,……曾主讲安庆敬敷、芜湖中江、本郡紫阳各书院。”汪仲伊于国学所不窥,又精通音律、兵术,他的人品、学识与爱国思想,对黄宾虹有很大影响。尤为凑巧的是,汪仲伊正是前面提到的飞鸿堂藏印的继承者。因为这层关系,黄宾虹“得汪切庵所藏汉印”但估计数量不会太多。

  黄宾虹的藏印,多半还是得于市肆。约1891年左右,他开始大量搜购古印。据说有一次,在年底,黄宾虹外出收钱,看见小摊上有一套古印,就将收来准备过年的钱,统统买了古印。1911年,他购人一方朱文鸟篆刻黄金玺,为古谱录从未有的奇品,“为之狂喜不置”。他还得到了“孙况印”,孙况即荀子荀况,又“为之狂喜,拟以‘宝荀’名楼。次年他发表《荀楼画谈序》“荀楼”即源此。1919年购得“季信君玺”,银质。古玺印中,“君玺”少见,故珍爱异常。据诸德彝《金石学录续补》记述,至1920年,黄宾虹收藏古玺、官私印已达二千余钮。

  黄宾虹收藏的古印,以先秦古玺为主。我们如果把此事和他的青铜器收藏以及他最擅长的金文集联书法联系起来,似乎可以感受到黄宾虹对先秦时代的深深眷恋。他说:

  三代古鉨,称即玺古字,为近三十年中所发明,传世亦稍多,以其文皆为籀文奇字,胜汉印远胜。

  古玺文字,国邑姓氏爵里各各不同,繁于钟鼎,不啻千百,且质微易举,不盈尺之地,可得上古文字无数,易于弃藏,余尤珍爱之。

  很明显,黄宾虹收藏古玺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古玺兼具文物和古文字研究的价值;二是它体积小,便于收藏。

  辛亥以后,黄宾虹于古玺愈收愈精,购入不少珍品。可惜树大招风,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那是在1922年5月18日晚,上海宝山路黄宾虹的邻家起火,突有匪徒闯入行劫,事后清点损失古印38钮。黄的弟子石谷风先生后来回忆道:“当时上海有位给哈同收买古文物的邹适庐,为了立‘四王玺斋’斋号(黄宾虹藏有一方“右醌騦王玺”——作者注),想强买先生的藏品。先生复信拒绝说:‘我蓄物是为求知,非比市货交易’。未久,五月十八日晚,—居邻忽告回禄,突有匪人闯入行劫,事后检查,损失以古玺为多。’这桩劫案不了之,黄宾虹十分不快,一时情绪低落。时日久了,才慢慢淡忘。

  抗战期间,黄宾虹困居北平,古印收藏和研究仍未中断。1941年致陈叔通书云:“间获秦印,考其文字,观古今之变迁”。1942年又致陈叔通:“近获数十钮,专以六国文字,而汉以后不及之。”

  清末至民国的几十年,敦煌文书、汉晋木简、甲骨、彝器等古物大量出土,乃是未曾有的“文字之福”的时期,也是文物大量流失的时期。当时许多学者都把整理这些珍贵资料作为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煌煌140册的《罗雪堂全集》,其中大部分是甲骨文、金文、简牍、旧钞本等的影印,或石刻释文,稀见本的翻刻及汇刻重目之类。

  究其原因,乃是担忧这些资料如过眼云烟,瞬即消失。于是,象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宁肯放弃自己的著作,也要“颠沛余生,执写官之劳”。同样,伴随着大量古印的出土,集古印谱也蔚然成风。罗振玉、吴大徵、吴隐、丁辅之、陈汉第、陈宝琛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古印藏家和辑录者。黄宾虹属后起之秀,可一生辑录刊行古印谱(绝大多数为手拓)之勤之多,丝毫不让前贤,而且在民国年间,可谓独领风骚。兹列举如下:

  1907年   

  《滨虹藏印》

  1909年   

  《滨虹集古印存》四册

  1909年   

  《滨虹草堂藏古玺印》十六册

  1910年   

  《滨虹草堂古玺印续集》

  1917年   

  《滨虹集印》二册(赠高奇峰)

  1923年   

  《增辑古印一隅》

  1926年   

  《滨虹草堂藏古玺印》初集八册

  1929年   

  《滨虹草堂藏古玺印》二集八册

  1940年   

  《滨虹草堂藏古玺印》五册,亦名

  《竹北移古印存》

  1940年   

  《滨虹草堂集古印谱》

  黄宾虹为这许多集古印谱几乎一一撰序,着重宣讲古印的沿革、劫用及价值,为篆刻艺术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后来王福庵在《宾虹草堂玺印释文序》中说:“先生工绘事,尤嗜古玺印成癖,数十年来蓖集綦富,旋失旋得,老而不倦。手编《宾虹草堂藏古玺印》初、二、三集、《集古玺印存》、《竹北移古印存》等印谱行世。……先生尝谓以古玺印与卜辞、金文、古匋、木简相印证,更明籀篆嬗变之迹、经籍移写之源。

  1948年夏,黄宾虹应国立杭州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之聘,由北平经上海至杭州,随身携带的仅两件物品;一捆约数十幅古画,和一袋近千方古印。可见黄宾虹视之珍若生命,须臾不可离身。然而在他逝世前,又嘱咐家属将所遗作品及所藏文物书籍近万件全部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古印893方和古印拓片800件,体现了一代艺坛宗师热爱人民热爱艺术的崇高风范。

  三、以“崇古”为特征的印学观

  今人多从绘画的角度认识黄宾虹,然而在当时,黄宾虹也是一位著名的印学家。黄宾虹一生撰写发表过五十多篇论印文章(篇名见附录二),数量之多,足令许多专门从事篆刻的印人汗颜。黄宾虹的印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在黄宾虹23岁到91岁的近七十年里,无论生活状况如何,也从未中断印论的写作,有时一年达到四篇。从其字里行间,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是认认真真把这当成学问来做的。这是非常专业的态度,只有将自己置于印学家的位置,而不是一个对篆刻有兴趣的画家位置才可能做到。就印学研究的生命跨度而言,黄宾虹至今仍保持领先地位。

  其次,黄宾虹1886年撰《印述》,但未发表,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印论是《滨虹孱抹·叙摹印),1907年起分四期连载于《国粹学报》。按赵志钧先生的推测,该文很可能就是在《印述》基础上修改而成。《叙摹印》的发表比黄宾虹第十篇画论《滨虹论画》还早一年,或许表明黄宾虹的理论研究首先在印学领域取得了进展。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

  第三,黄宾虹印论的重点,偏于印章史学和古文字学,亦即偏于学术的方面,而于艺术性言之甚少。如1930年发表的《古印概论》,洋洋九千余言,详述文字蜕变之大因、名称施用之实证、形质制作之代异、谱录传世之提要、考证经史之阙误、篆刻名家之法古,却于古印的艺术成就、学习古印的技巧方法只字不提。1954年秋黄宾虹为《君匋印选》撰序,先把篆刻史浏览一遍,然后说:“君匋先生取法乎古锲而弗舍,力争美善,克循先民矩蠖而光大之,洵可知己”,仍未涉及对创作的分析。这是古代印论以史代论性格的延续。

  黄宾虹谈论古代印章艺术,着墨不多,却常有精辟之论。他说:

  模范熔铸,辄或千百,重在铢两,不在文字也。印则出令示信,常佩于尊者之身,或凿或刻或铸,使人辨别,非精美不可,故文字之可宝,当在鼎彝之上。

  “部曲”、“军侯”、“刘胜”、“任贺”,累累数十,如出一范。

  印谱传世,互相承袭。周秦玺文,最称奇诡。……西夏殊文、唐朱九叠、宋元玉押、文何印章,非不精工,过伤雕琢,宏古朴茂,实有不逮。

  另外,他受扬州学派“以经证史”治学方法的影响,他提出的“以印证经”、“以印证史”的方法,在史学领域已经被广泛运用。他订正前人错失,如指出“罗雪堂言‘肖形印始于汉代’,犹未尽然。非后人之特过前人,古物出土日益多耳。”黄宾虹还认为,古印多为白文,乃是效仿青铜器的铸造术而产生的,“古昔陶冶,抑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圣创巧述,宜莫先于治印,阳款阴识,皆由此出。”

  黄宾虹的篆刻美学观,简单地说,就是他在《滨虹草堂古印谱叙》中提到的“兹崇邃古”。他称赞程穆倩“朱文仿秦小玺,最为奇古”,吴让之“颇为得秦汉遗意”,唐醉石“沉雄浑厚,深得汉人古趣”,都反映了他这种以古为美的印学观。把“古意”作为衡量篆刻艺术品格高下的标志,这是明清流派印形成以来的传统观念,其出发点并不是纯粹的艺术立场,而有些倾向于学者特别是古印研究者的立场。这种观念,在文人参与治印的最初阶段有助于提升印章的文化品味,提高篆刻艺术和篆刻家的文化地位;然而若干年之后,原封不动的观念显然会对篆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阻碍。民国印坛“崇古”风气盛行,等别是沪、杭一带,工稳印风占了主流。这一方面因为秦汉印谱大量辑录出版,为篆刻家在实践上提供了榜样;另一方面则是许多文化人仍把篆刻视为书画的附庸,重视其“凭信”动能,不需要它在艺术上有太强的风格,因而舆论上为动力型的作品创造了市场。黄宾虹以其艺坛领袖的身份积极参与篆刻活动,为工稳印风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缺乏齐白石那种“胆敢独造”精神的民国沪、杭印坛再没能产生堪与吴昌硕比肩的大师,这是颇可遗憾的。

  黄宾虹还有几桩在现代篆刻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事,值得一提:第一,1911年至1913年,黄宾虹与邓实编辑出版《美术丛书》,收入美术论著257种,包括印论18种。该书首次将古代零散传于民间的印证正式列入美术理论,显然是视篆刻为美术之一支。后人眼中,应为壮举。

  第二,1926年黄宾虹倡导组织“金石书画艺观学会”(后易名为“中华艺术学会”),出版《艺观》杂志,每期都发表有关印事的论述。除了黄宾虹本人撰写的《篆刻新论》、《古印谱谈》、《滨虹草堂古印谱序》、《古玺用于陶器之文字》外,还发表了宣愚公《古玺通释考序》、罗振玉《玺印姓氏徵后跋》、陈直《汉封泥考略》等。《艺观》是我国较早发表印论的刊物,对印学研究成果的传播有积极意义。

  第三,黄宾虹编著的《陶玺文字合证》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  

  书中将古陶文与古玺文作了对照研究,并指出古陶文字既可证实玺印之用,又足为书法源流之参考。在此之前,虽已有《铁云藏陶》、《德九存陶》、《铄砾斋三代古陶文字》等书面世,但说到对古陶文的研究性著作,这还是第二部。同年南京古物研究所在栖霞山发现古陶片,考古学家卫聚贤、方地山刚着手研究。而海外学者如意大利的麦北汉、英国的芬戴礼1935年才开始发掘分析。在考古学界,1937年林惠祥在新加坡参加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家大会时宣读的报告,被认为是第一篇专门研究古陶文的论文。因而黄宾虹1930年将古陶文引入印学研究领域,实在有开创之劫,无怪乎潘天寿也极为颂扬,称此书“在我国文化艺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

  评价某个人物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艺术成就是重要的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因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于黄宾虹,我们正应作如是观。在晚清至民国这一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印学家们有着各自的文化立场和研究取向,他们从事篆刻活动的观念和方法不尽相同。黄宾虹在篆刻史上的意义,主要不在其自身创作,而在于他古印的收藏与辑录、印史的整理与钩沉等方面的工作业绩,是民国篆刻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影响。

  黄苗子先生曾将赵之谦、吴昌硕、黄宾虹的绘画用笔比较后认为,如果说赵得力于魏碑、吴得力于石鼓的话,那么,黄宾虹则得力于钟鼎及汉印。这是切中肯綮的评价。世人皆言黄宾虹山水意境高古,殊不知其高古的审美旨趣来自于对上古器物的研究。苍茫浑朴的三代之气,竟慢慢渗透进黄宾虹的心中腕上,乃至成为推动其山水画风发展的因素之一。这样的结果,或许是黄宾虹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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