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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书法家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 倡书画复古追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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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9 08:52: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春,杭州西溪水漾草长莺飞,鲜于枢解官归家,胸前长髯伟岸,却掩不住仕途平淡的失意。
  且在这桃花流水间留下,筑一间小斋,摆上古鼎与青瓷,磨一方端砚,挥毫写下“困学”二字,他日就刻作匾额悬楣以自勉吧。
  无案牍之劳形,往来有鸿儒,可以调素琴、阅丹青,自是相当惬意。远在京城的好友赵孟頫鸿雁传诗,“脱身轩冕场,筑室西湖滨。开轩弄玉琴,临池书练裙。”
  七百年后的1989年,也是一个鸟语花香的春日,留下街道杭州苗圃里的工人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座元代墓葬。墓室随葬器物仅十四件,只是一方端砚,一把铜镜,若干青瓷、玉器,以及两枚铜印等,其中,两枚印章上各阴刻篆书“鲜于枢伯几父”和“白几印章”,清晰可见。
  如今,这些陪伴鲜于枢的器物一起被摆在杭州博物馆(位于吴山脚下)中,得以让我们窥探元代文人的精致品味。
  郁闷的“虎林隐吏”
  鲜于枢在元朝时便是与赵孟頫齐名的书法家了,然而不知何故,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却被《元史》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直到清末柯劭忞编《新元史》时,才补上《鲜于枢传》,也仅仅200来字。也许在只为帝王将相著书立传的年代,一辈子当小官的鲜于枢难入史家法眼吧。
  英才逸气的鲜于枢,其实年纪轻轻就被台省慧眼赏识了,招做幕僚。他对仕途也充满期待,有两次被推荐做监察御史(从五品或五品),“其命可立待”,但却一直没有实现,只做了从七品的宣慰司都事。
  后来辗转扬州、杭州和金华等地,依然是掾吏之类的七品小官。也许是因为他有着北方人太鲜明的慷慨豪气,又兼具洒脱自由的书法之气,与阿谀逢迎的官场太不合拍了吧。正如同时期诗人柳贯所评价的“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其饮酒诸诗,尤旷达可喜”。
  在杭州做三司吏掾时,意气雄豪,经常与长官争是非,“一语不合,辄飘飘然欲置章缓去”。这种与长官公开争吵,一语不和就要甩手不干的表现,自然不讨欢喜。
  面对怀才不遇的郁闷,鲜于枢只能以“虎林(即武林)隐吏”自勉。当他任职期满,很自然地就不再被续聘了。仕途不畅的鲜于枢几经反思,感慨万千:“吾自弗克自力于学,今且仕,怀空抱虚,吾心恋焉。”
  那就寄情山水吧,在钱塘之西筑一间“困学斋”,钱塘美景定不会辜负我的钦慕。“吾爱吾庐好,临池构小亭。无人致青李,有客觅黄庭。树古虫书叶,莎平鸟篆汀。吾衰岂名世,诅肯苦劳形。”
  钱塘自古繁华,又是南宋故都,故宋遗老文人留连忘返,常来与他焚香坐谈,那些北方的文士对这东南都会也向往已久,常来常往,困学斋里有的不只是西溪美景,更有赵孟頫、周密、仇远、高克恭、邓文原等文人雅士,这才是他更恣意骋怀的天地。
  困学斋里古物环列
  至元三十年(1293)三月二十八日,写《武林旧事》的周密前来拜访,专程观赏困学斋所藏古物,期待大饱眼福。
  困学斋院内,一株歪脖子的怪松正站立着迎来送往。这是从附近废园子里挖来的,鲜于枢一看见就仿佛看到了自己,就挖过来移植到屋旁,站在室内看着窗外的这棵松树,顿时有形影相吊般的相惜之感,鲜于枢便唤它作“支离叟”。
  鲜于枢拖鞋拂席,焚好香炉,将周密迎进入困学斋内。只见书画琴瑟摆满房间,更有古鼎彝环列左右。一面唐朝铜镜反射着唐宋百年间的古意风情,那一对龙泉窑贯耳瓶青翠中透着玉石般的温润,不知摆在房间的何处?那墓中的砚台想必就摆在书桌的右角,不知磨透了多少块墨。玛瑙制的笔端饰,可装过多少支写秃的笔?
  桌上应该还摆着那块刻着卷云纹的白玉剑格(亦称护手,剑身与剑柄之间作为护手的部分)吧,这块玉上的花纹在唐朝时就刻着了,另一块蟠螭纹的玉剑璏(饰宝剑上的玉饰之一,穿系于腰带上,即可将剑固定于腰间)。则来自更早的东晋时期。随着宋朝金石之学的兴起与发展,好古成为文人中的潮流,鲜于枢便是其中的翘楚。
  鲜于枢的收藏果然让周密不虚此行,周密回家后还难掩兴奋,就在他的《志雅堂杂钞》记了下来:他看到了玉炉、张旭的《秋深帖》、唐摹《兰亭集序》等。
  鲜于枢拿着自己的收藏告诉周密,萧子云(南朝梁文学家,擅长草隶书法)的《出师颂》真迹绝佳,想要用别的古物交换,可惜交易被王子庆破坏了。周密也一五一十地记载下来。
  对鲜于枢的文物鉴识能力,周密深信不疑,时人也多有称道。鲜于枢好古而不贪物,友人李顺父有周伯的吉盘,上面铭刻着一百三十字。他的家人不识货,拆盘足后用来做饼盘,鲜于枢一看这可是古物,依然归还给他们。
  倡导书画复古追晋唐
  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二月二十日,大风振屋,积雪压头。鲜于枢兴致来了,就盎然地冒雪拜访好友白珽,喊上附近的一群好友,在雪色中吟诗对饮,狂谈雅谑,他逸致豪情毫不逊于晋王徽之的“雪夜访戴”。
  也许正是在多年把玩那两块玉剑饰之后,晋唐之风渗透进他的情绪,也悄悄地滋润到了鲜于枢的笔尖,观摩他存世的书法,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晋唐书风。正如王世贞所说的那样:“行笔精圆秀润,芒角不露,隐然唐人家法。”
  北宋在“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合称,被后世认为是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的倡导下,书法的文人写意气质十分强烈,但宋室南渡后,这样的特点却没有继续发展,反而走上另外的道路,追求“尚意”却忽视了古法,导致模拟当时随性恣意和彪悍的书风。
  到了元朝初年,鲜于枢与赵孟頫的出现,承前继后,直接带动了一个朝代的书法“复古”的时代。”赵孟顺、鲜于枢与邓文原等人开始引领潮流,提倡以古为师,追随晋唐之风,重新回归二王。
  在与赵孟頫力求复古的同时,两人渐渐地悟出了更多。大德四年(1300)上巳(三月初三)后三日,镇江的雅室内,金朝画家王庭筠的《幽竹枯槎图》被小心翼翼地铺在桌上,鲜于枢已经观赏过很多次了,一边在端砚上磨着墨,一边和赵孟頫商谈。随后题跋写道:画同一关捩画中有书,书中有画。
  赵孟頫也在同一时期的《秀石疏林图卷》题诗中,明确提出了“书画同源”观点,即绘画与书法在笔墨上有相通之处,文人画与复古书法合流,走进了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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