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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迁碑》的真伪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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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 07:27: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张迁碑》刻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现藏山东泰安岱庙。
    额题“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按《后汉书·郡国志》,荡阴属河内郡,在今河南,谷城属东郡,在今山东。此碑原来放置在东平州学,当是在故谷城县境内出土。可见这是张迁由谷城长迁荡阴令时,谷城吏民留恋他的离去,感念他的德政而立。所以事迹详于谷城而不及荡阴。此碑与《曹全碑》一样,实开后世“去思碑”、“德政碑”之先河。
这是一幢经典碑刻,后人给予它的书法以极高评价。公认它是方笔书法和朴拙风格的代表。古今不少书家得益于此碑,一般读者与学书者欣赏其书法,多不注意碑文内容的诸多细节。
    碑文先述张氏祖先,列举周宣王时张仲,楚汉时张良,文景之间的张释之,孝武时的张骞。其实这并没有家庭谱系方面的意义,也不像《赵宽碑》一样,接连十馀世一脉相承,有条不紊。查《史记》、《汉书》中张良、张释之、张骞的《世家》、《列传》,他们三人相距不过七八十年,在各本传中并无派系、宗传的记载。尤其是籍贯相去甚远,所以很难说以上是张迁的祖先。我国古代谱牒传统有一个很不实事求是的习惯,即把同姓的古代帝王、将相推尊为始祖。一旦衔接不上,便“率举汉唐名人以实之”(《重纂三迁志序》中语)。其实并无根据,实在是厚诬先人。由此文可见这种习惯汉代已然。
    颂文称“晋阳珮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按《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碑文中“晋阳”代指董安于。因晋阳是春秋时晋国赵氏邑名,董安于是赵氏家臣。《左传·定公十三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在乱起之前,“安于曰:‘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请以我说。’赵孟不可。”所以此处以“晋阳”代指董安于。按此意,董安于佩玮,西门豹带弦,与《韩非子》文意正相反。是碑文把这个典故用错了,还是故意地“颠倒用事”。几乎两千年后的读者,就不知当时的作者是何用意了。
以为有以上诸多问题,于是围绕此碑就产生了许多质疑的声音,认为此碑为后人的翻刻,甚或伪刻者,清初就有,并且讨论得相当热烈。后来大概读者(观赏者、鉴赏者)被此碑书法的艺术魅力所征服,质疑的声音渐渐沉寂下去了。近来不知何故,质疑的声音又嚣然而起。不必像獭祭似地把质疑此碑的理由和为此碑辩白的理由全都罗列出来。总的来看,第一,因为它出土较晚,早期重要金石文献(主要是宋代的“二录”)没有著录,不能作为判断它作伪的理由,那是陵谷变迁的原因造成的。第二,也不能因为最早著录它的“旧志”(按可能指《东平州志》)没有交代其出土时间和出土地点而对它的真实性引起怀疑。因为古人为文言简意赅,对已然之事,当然之理,无须喋喋不休。“旧志”的作者也不会料到后人如此多疑而预为之备。第三,也不能因为碑文有欠推敲处而认定其不真,凡是人做的事情都有可能出错,摹刻,伪刻是“比着葫芦画瓢”,轻易不应出错的。如果怀疑是伪刻,是毫无依据的造假,像创作小说一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如果真是这种情况,作伪者不会是庸人,没有相当的智商也做不出来,别人想到的,从一开始他就应该想到。无端地怀疑是不应该的。
    那么怎样判断一个事物的真假呢?最可靠的是有两件实物在那里放着,一真一假,不难判明。但是并没有另外一幢“张迁碑”,只此一件赫然屹立在那里。质疑者也举出某某见到时没有碑额,某某未提到有碑阴,暗示有与此件不同的一件。越是这样说,越说明只有真品现身才能判定此件为假。否则,未著录碑额的,是因为他没见到,未提碑阴的是他忽略了。既然二三百年前还没人见,那就等它重新出现再说吧。
另一个可靠的判断方法是托名古代却用了后代的典故或地名、人名、官职名。后出的与依托的年代越近,嫌疑越大。譬如张迁碑刻立于公元186年,如果出现一个能断定出现于187年的提法它用上了,则此碑为伪造无疑。这种情况似乎还没有人指出来。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似乎不宜“诬良为盗”。
质疑的理由无须一一回应,但有些实在说不过去的,在此略微一提。
    一、汉代人名都是一字的,碑阴的故吏名多为二字。稍有人名知识的即知此说为谬。因为那都是表字而非名讳。何以见得?因为据名起字的时候,除与名有关的一字以外,另一字往往是“元亨利贞”或“孟(夢)仲叔季”等字,那是他兄弟排行的标志。例如一个名“遐”的人,如果他是老大,可字“孟远”,老四可字“季远”或“贞远”等。其余类推,张迁碑碑阴三行四十一个人名,不妨按图索骥。另外从碑阴称字不称名,也证明刻立此碑并非什么“公事”,有质疑者持“公事论”的理由,举汉代书吏经过何等训练,“书或不正,辄举勋之”,以及出了一点小错就害怕“获谴死矣”。旨在证明原碑不应有错,说的怪吓人的。但不适用于此处。试想一个县级行政长官,远升千里之外的外郡,原任地还有他的什么公事?这还是古时人的宽厚。要是再往后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情况下,为去职的官员颂德。对现任官有没有刺激?你们这些小官小吏在后任官眼皮底下还想不想好日子过了?据此,笔者以为刻立此碑并非“公事”,而是同仁之间的事情。公事自然要称名,同仁间的交往是可以称字的。
    二、有的提出碑额题写两个官职,不合体例,提出者也觉此理基础不太坚实。汉碑提两个以上官职的例子尚多,于是自己举出来,一一说出理由,如两职同样级别不分尊卑,理应并列;有的两职一为实任职一为追赠职,理应并列等等。证明张迁碑不合这些理由,是不对的。其实这些理由都无证据,认为合理也可,视为曲为之说也可以。而张迁碑题两个职名更有充足的理由,因为书衔要举最尊的,“荡阴令”高于“谷城长”,所以不能不举荡阴令。而此碑是谷城旧好怀念他的,不举谷城县便全无意义了。
有人争论谷城是大县还是小县。行政长官应称“令”还是称“长”的问题,未免太过胶柱鼓瑟。汉代县级行政长官不满万户的县称“长”,超过万户的称“令”,这是总的规定。具体到某一个地方,建制的设置、省并,疆域的分合、增减,是动态的而非固定的,而且对此实际情况又应是相对滞后的,也会有与实际情况不合的情况。如果坚持以为今年九千九百九十户,为“长”,明年新增两户,升为“令”,或者大县因迁出两户降为“长”,官制变更灵活度如常山之蛇。对这样的人,我真想不出一个不含贬义的形容词来形容他。
关于大县、小县的争议,该是“令”还是该是“长”的争论,正史的职官、地理方面内容找不到正式证据的,不应提出。
    三、最不可思议的是认定碑文中“爰既且”是“爰暨”之误,说明是仿刻。这就好像是旧时代的酷吏先捏造一个事实,然后据此事实判定人有罪一样。分明是“爰既且”,怎说应是“爰暨”。 “爰暨”一词常见,“既且”一词也不陌生。《诗·郑风·溱洧》“女曰观乎?士曰既且”,重复了两次。朱熹《集传》解“且,语辞”。那么“既”呢?未解。未解就是当原字义解,即作不久之后解,即《国语·周语上》:“既,荣公为卿士,”和《左传·隐公元年》:“既而悔之”那样的解法。这段诗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女的说,咱去看看吧?男的说,稍待便去,稍待便去……”以后才有对“洧之外”的美好所见。移入本碑“爰既且于君”,即不久之后就到了君(碑主张迁)了,有何不通?在这里“爰”是文言发语词,无解,实际上“爰暨”之“爰”,“ 爰得”之“爰”都是这样的发语词,都是无解的。
    笔者对《张迁碑》,惊叹服膺其书法艺术之美,没有可以信服的证据之前,不怀疑其真伪问题。
许多人齐唱一个歌曲,个人要以音量的洪大和音色的优美来表现出来是困难的。但要是发出一些不和谐音阶倒是很容易让人听出来。但是,不和谐的音阶是不好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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