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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书法论述缺少推敲,错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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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4 06:59: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康有为最为后人所知的是他的“戊戌变法”,然在变法失败后,他把精力和兴趣转向了经学和金石学的研究上,并留下了对晚清民国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极大的《广艺舟双楫》。又凭其独有的书法美学思想,又成为一个近现代著名的书法家。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指出,虽然当时他个人际遇是失败的;而在书法艺术上,其影响也不能不说是巨大。但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沃兴华则直言,其论述过程中,由于掉以轻心,缺少仔细分析和认真推敲,因此错讹较多。
吴昌硕为康有为刻有一枚共27字的著名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枚印章足以概括康有为的一生。谈及其书法艺术,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蔡显良指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康的书学代表作,亦是碑学史上的代表著作,即《广艺舟双楫》这本书。而根据目前最为流行的分法,康有为的书法创作大体可划分为三阶段,且其创作又与政治生涯密不可分。戊戌变法之前,是帖学时期,是第一阶段;变法失败后,羁旅海外的碑帖融合时期为第二阶段;而归国后晚年渐臻化境为第三阶段。
根据这一指引,追根溯源,先回到其学书起点上。从《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的自述中,可以得知,少年时期,康有为受祖父康赞修的影响,开始学习王羲之的《乐毅论》及欧阳询、赵孟頫的书法。19岁跟随朱次琦学道德文章时,兼习书法,其间主要以宋拓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后改学欧阳询子欧阳通的《通因法师碑》,并临多位名家的碑帖,如裴休书《圭峰碑》(全称《唐故圭峰定慧师传法碑》)、欧阳询书《虞恭公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及颜真卿书《颜家庙碑》。因此,从其自述中,蔡显良分析,这主要是康有为受所处的时风浸染,年轻时在科举取士的感召下,他的书法学习与同代年轻人一样,主要是学当时“盛于嘉庆、道光之间”的欧体书法。而从所研究过的资料来看,康有为早年书法主要追随时风学欧楷,兼学颜体及其他,早期的书法完全从传统的,及帖学中来,并未见其他师法的取向。这是由当时岭南地处偏僻所限制的客观原因,没有”佳本“可学,因此,未受碑风的影响。
而居京期间,康有为重新捡起篆、隶书。其篆书主要从《石鼓文》学起,尤其对邓石如情有独钟,并由此悟到,“吾亦欲采钟鼎体意入小篆中,则新理独得矣。”而从现存的康极其少见的篆书题刻《素洞》和手迹《七桧园》来看,其用笔与结构,均明显受到邓石如的影响。不过,蔡显良指出,尽管康非常推崇《灵庙碑阴》等碑的书法,但推崇与实践毕竟是两回事。用康有为自己的话来讲,较易于理解。“我平时很爱好《石门铭》、《郑文公》等,但我的字截然和这些字不同。然而,不能说,我和这些碑不发生血肉关系。可是,我不求形似而求神似,我自信做到了这一步。你看我的字,能说是哪一家哪一派吗?”(李任夫《听康有为先生谈书法》,刊于《文史精华》,1996年第7期)。对此,梅墨生分析,清代道咸以后的书法中人,多数持这样一种态度:既难以挣脱帖学书法的秀润韵味的吸引,又更加向往碑版摩崖书法的雄逸气象的召唤。于是乎,人们纷纷尝试着做以碑化帖,或以帖化碑、碑帖参合的努力,便是康这样的崇碑派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些难割难舍任何一方的心态。
潜心研究碑学
“尊魏卑唐”自成康体书法
康有为的书法,到底何时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呢?蔡显良指出,康有为书法风格的转变与碑派笔法特点的形成,缘于“一个人和两件事”:一个人就是翰林院编修张鼎华;而两件事即1888年底的第一次上书而不达,及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上书不成后,康有为广收碑版拓本,闭门著述,为后人留下著作《广艺舟双楫》,从此转向研究碑学,并奠定了他的碑学思想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康有为,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书法风格亦随之发生较大的转变。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浪国外,心境凄凉,颠沛流离,游遍了亚、欧、美及非这四洲,共计43个国家和地区,思想与意志得到了空前的锤炼,但也给予了他成为一代书法大家所独有的素质。“康有为书法的个人风格逐渐成型,笔势沉重,书风并茂,与他此时的心境可谓相贴。”游历海外归来后,康有为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书法之上。蔡显良认为,由于康处处挥墨题赠,随意挥洒,可谓人书俱老。其间作品水平,良莠不齐。但由于此时,康有为是专心于书法创作,故而形成了开张峻拔、气雄力健的康体书法。他(康)以北碑写行楷,中心紧密,四周舒展,追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韵致,将碑体的圆笔、体势大力糅进行书。这样的独特风格,从其《壬子须磨作诗轴》中可以找到很好的印证。
然而,康有为在书法上“尊魏卑唐”的观点,则惹来最多的争议。梅墨生透露,虽然当时他个人际遇是失败的;而在书法艺术上,其影响也不能不说是巨大。何谓“尊魏卑唐”?康认为唐宋之后的书法,即以下的帖学直接造成了元明清的“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的“靡弱”,他以唐为界,认为唐以前书密、茂、舒、厚、和、涩、曲、纵;而唐以后书则疏、凋、迫、薄、争、滑、直、敛等。总之,他将唐宋以降的书法归结为保守、僵化、浮滑、轻薄之大成,因而要尊碑本汉取隋等。他还指出,书法领域的康有为实际上所求之“新变”实为“尚古”,但这与其政治主张上的”托古改制“的改良思想,实出一辙。一如熊秉明所言:“康有为歌赞雄强阳刚,而轻蔑自然阴柔,所以把 逸品 放得很低“。为何?这大概要归根于康自身无法脱离政治生涯的命运,海外漂泊多年之苦,及晚年归国后,忙于应酬而书,甚至年老之后,还以大卖书法谋生的事实,有着直接的关联。
以维新变法为己任,内心瞧不起书法
在点评康有为书法思想及艺术上,沃兴华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康有为提出“尊魏卑唐”的思想,其实是碑帖之争的产物。且它的提出,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历代法帖的书写和镌刻都出自名家高手。风格偏重精巧、柔和、工稳、细腻,具有贵族气质;而碑版八尤其是魏碑及墓志造像题记,大多出自工匠之手,它们主豪放、浑厚、宽博、拙朴,体现的是平民意识。两者有文雅与野俗的区别。他还指出,中国传统文人的立身处世有两条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独善的方法,往往是“以无益之事,遣有涯之身”。康有为在改革理想受挫,身心遭受打击时,也不得不遵照这条原则:假借书法,“以无用于时者之假物以游岁莫也。”但从他内心来说,自视畏垒之材,以维新变法为己任,根本就瞧不起书法。
沙孟海先生曾批评《广艺舟双揖》说:康氏盛称《石门铭》、《吊比干文……世无异议,但同时也好新奇,盛称《易宝子碑》、《婴龙颜碑》、《灵庙碑阴 》……甚至将《婴龙颜碑》列为神品第一,未免太过,贻误后学。他在“学叙” 篇指导后生学书应从临摹《龙门造像》人手,使用柔软的毛笔去摹写方峻的刀痕 ,这对初学恐怕是不很适宜的。
因此,尽管他有敏锐的感觉和深刻的思想,提出了对碑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尊魏卑唐主张,但是在论述过程中,由于掉以轻心,缺少仔细分析和认真推敲,因此错讹较多,例如称《吊比干文》“必为浩书”。事实上,公元450年比立碑的北碑太和年间(494年)早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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