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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清代中后期浙派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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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7 07:15: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晚清至近代艺术家和社会受众审美选择趋向多元,亦给艺术市场带来普适标准和不同的品味,促使延绵久长的风格派系自我更新以体现时代精神。
  清初的印坛,当一些印人继续为文(彭)何(震)遗风所笼罩,“两浙久沿林鹤田派”(汪启淑《续印人传》),东南印坛竞为妍美的氛围之中,以丁敬为首的浙派印风异军突起,给清代中期的篆刻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丁敬(1695-1765年),字敬身,号砚林、丁居士、龙泓山人等,浙江杭州人。淹通金石书画,精于诗文。乾隆《杭州府志》载其“分隶皆入古,而于篆尤笃,善摹印,然非性命之契不能得一字”。袁枚题诗则称其为“世外隐君子,人间大布衣”(《小仓山房诗集》)。丁敬于篆刻有很强的独立意识,曾有诗表达心志:“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如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论印绝句》)。具有超脱尘俗的山林气象。当时汪启淑评他“力挽颓风,印灯续焰,实有功也”(《续印人传》)。丁敬的印法面目一新,以杭州地区为中心的浙籍印人相继效法,支脉延绵近两百年未衰,被称为“浙派”或“西泠印派”。
 “敬身”六面印是其代表作之一,石章经火焚,残损严重,是历经辗转的劫后遗珍。据魏锡曾《书赖古堂残谱后》记,丁敬在获得已失子印的明代梁袠所作套印后,制作了这件六面印补入。嘉庆、道光年间嗜好丁敬派篆刻的何元锡,多方收集了丁敬及蒋仁、黄易、奚冈的印蜕,集为一谱,其中保留的是当时此印完好的印面。此印形式包含了取法汉印的多种类型和宋元朱文印式:沉着浑厚如“丁敬之印”,以爽健的单刀展示清劲风骨如“敬身之印”,朱文“敬身”则用短切将圆畅和凝练融为一体,可谓移步换影,各具韵味,表现了丁敬深厚的功力。
  蒋仁、黄易、奚冈、董洵、张燕昌是前期浙派的代表作者。前三人与丁敬同为钱塘人,被合称“西泠四家”。董、张两人因非同籍,过去被列于西泠印派之外。这是历史上以地籍名派形成的现象。
      蒋仁(1743-1795年),初名泰,字阶平,因在扬州平山堂得到一方“蒋仁之印”古铜印,遂改名并易字“山堂”。别署吉罗居士,女床山民等。以书、画、诗文名世,才艺富擅。蒋仁家境贫寒,性格孤冷,留传作品较少。篆刻以朴拙洗练的风格面世,简洁恬淡,意境高逸,边款刀法跌宕厚重,笔意分明,亦为其特色。赵之谦《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评其为“九拙而孕一巧”,是非常深刻的评析。
  黄易(1744-1802年),字大易,号小松、秋庵。曾官山东济宁运河同知。精于书画,一生致力于金石碑刻的搜求考证,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黄氏所收集的古印于嘉庆初年辑成《黄氏秦汉印谱》一册,收印三百七十六方。黄易的作品,早年用刀起伏幅度较大,入石较深,故秀挺明快,后期转为短切,凝练浑融,神意内蕴。其朱文印体势自然潇洒,在浙派印人中别具一格。
  奚冈(1746-1803年),初名钢,别号铁生、萝龛、蒙泉外史等。其绘画与梁同书之书法为时人所并重。奚冈性格豪迈,有酒狂之名,“酣嬉淋漓,酒气从襟袖间出”(蒋宝龄《墨林今话》),刻印风格以古拙疏逸见胜,印文体势内敛,白文亦方圆互见,故力感含蓄。
  张燕昌(1738-1814年),字芑堂,浙江海盐人。为丁敬入室弟子。著有《金石契》、《石鼓文考释》、《芑堂印谱》。作品萧疏真率,别有情趣。丁敬另一私淑门生董洵(1740-1812年后)字介泉,号小池,浙江绍兴人,刻印能得丁敬神韵,著有《多野斋印说》。
  丁敬创立的刻印技法,由蒋仁、黄易、奚冈等人从不同方面有所发挥,使这一流派的风格形象趋于丰满。 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浙派呈现从者如流的盛况。钱塘印人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被称为“西泠后四家”,是后期浙派的代表人物。
 陈豫钟(1763-1806年),字浚仪,号秋堂。印风工整,含蓄,法度严密,刀法在浙派诸子中最为内敛。“陈豫钟印”是作者的自用印,印作四面刻陈氏的姓名、字、斋号,风格工稳端严。
  陈鸿寿(1768-1822年),字子恭,号曼生。曾入阮元幕府,后官江苏溧阳县令,升河工江防同知。陈鸿寿善书画,能诗,曾在溧阳与制陶名家杨彭年合制紫砂茗壶,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篆刻用刀恣肆爽利,节奏明快,具有苍劲冷峻的特点。
  两陈的印款风格皆隽秀精诣,陈豫钟端庄内敛,清秀而不失朴厚,陈鸿寿则灵动简洁而具古意,深得时人称誉。
  赵之琛(1781-1852年),字次闲,一字献父。赵氏以峻峭的用刀风格将浙派的特征推向极致。赵氏一生创作甚丰,印式变化多样,巧中求趣,张扬了丁敬的传统。后期作品刀法、章法渐趋程式倾向。
  钱松(1818-1860年),字叔盖,又字耐青,号铁庐、西郭外史等。是晚期浙派中个性独特的人物。钱氏于刀法、篆法均有不蹈故常之处,刻印以切带推、削,缓慢行进,线条极具涩势。他曾在“蠡舟借观”一印边款上提出对刀法“但以笔事之”的主张。钱松的篆法质拙,方圆互参而善于蓄势,具有虚和恬淡的意趣。
  钱松与富阳胡震(1817-1862年)为金石契友。胡震字不恐、伯恐,号鼻山,亦为晚清浙派中人。钱、胡二人的好友应宝时在《钱叔盖胡鼻山印谱序》中,记录了胡震对钱松作品的钦服与珍惜之情:
  叔盖为君刻印至夥,先后百余石,君藏之如拱璧。以余不解此,然秋灯展匣,春雨摹笺时,亦未尝不一二举视,为余言其用腕之雄,运气之浑,直造汉人。酒酣耳热,辄复拍案狂呼,以为真不可及。
  后四家以外的浙派诸子印风多接近陈豫钟、陈鸿寿两家,这是嘉道以后浙派传承的一个现象。从郭麐、张镠、高垲、屠倬、赵懿、王应绶、徐懋、江尊、程庭鹭、杨与泰等人的作品可以看出:谨严、工稳臻于无懈可击,气韵生动则不及早期诸家。
  任何风格的流派,陈陈相因必然导致艺术的同质化。浙派一脉至清末推波兴瀾,但印法多未有新创,再次说明了这一规律。
  浙派篆刻先鸣于世,经清嘉庆年间何元锡、何澍父子和光绪年间傅栻、丁丙先后辑成《西泠四家印谱》、《西泠六家印存》、《西泠四家印谱(附存后四家)》为之揄扬,影响益为广泛。晚清以后浙派传人纷纷活动于周边城市,成为一支与晚明徽州印人群体颇为相似的艺术家队伍。
  这一阵营中,谨守法度者以钟以敬、吴隐、叶铭、高时显、丁仁、高时敷为典型,稍变旧体者有王褆、唐源邺、韩登安、吴朴等,皆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期传承浙派印风的名家。
  钟以敬(1867-1917年)印风袭赵之琛法,所作精整峻拔,形神皆备。刻款亦清秀雅致,为此期传承浙派篆刻的典范。
  吴隐、叶铭、丁仁与王褆为西泠印社创建人。吴隐(1867-1922年),字石潜,号潜泉,别署遁庵。浙江绍兴人。少时习碑版镌刻,由技进乎道,弱冠以后即寓沪从艺并致力金石篆刻资料的传播。吴隐与继夫人孙锦(织云)、子吴熊、吴振平同为印社社员。
  叶铭(1867-1948年),又名为铭,字品三,号叶舟。原籍歙县,世居杭州。叶氏以多年之力搜集史传资料,撰成《广印人传》十六卷及补遗一卷,记载历代印人一千八百八十六人,为篆刻史上最为齐备的印人名录资料。
  丁仁(1879-1949年),字辅之。浙江杭州人。为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后人。丁仁承其家藏浙派八家作品,于1904年和1907年两度辑拓《西泠八家印选》行世。刊行有《商卜文集存》等。
  吴隐的篆刻,线条苍古,布局以古玺汉印为准则。叶铭对邓派篆刻有所借鉴,刀法则稍见含和。丁仁又善绘画,书法长于甲骨文体,治印用刀劲健,布局安适,格调高古。
  以王禔为代表的印人群体,在继承浙派质朴简古的刀法和篆法基础上,吸收邓石如派的圆活体势和古玺及宋元朱文形式,以增其雅妍,拓宽了创作手法。运刀灵活变化,形成兼容古拙清劲与隽秀典雅风格的一翼,推陈出新,为浙派印风在新时代的传承注入了活力。
  王禔(1880-1960年),字维季,号福庵。少时以书法、篆刻名世。篆、隶书皆端庄宁静,极具功力。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上海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委会主任。
  王禔在《福厂印存》自序中云:习印亦参“皖派之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诸家印作”,交代了他研学篆刻的历程。“宁为直折剑,不作曲全钩”、“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两印是王氏在1938年避兵沪上租界时所作。1959年将自存作品三百零二方并拓存他二十五年所作一万零四百十八方篆刻的《福厂印稿》一百零一册,捐赠上海博物馆。
  唐源邺(1886-1969年)与王禔并为民国时期传承浙派的中坚。唐氏青年时代随外祖父宦游杭州,受浙中文风浸淫,攻习金石文字与书法篆刻。后与王禔、冯康侯同供职于国民政府印铸局。
  王禔门人韩登安(1905-1976年)、吴朴(1922-1966年)两人于书法兼长四体,一生致力篆刻最勤,精微典雅,印风传王氏而各有创变。
  继起者有江成之,率其门人活跃于海上,恪守浙派之宗脉,在当今以怪异、粗率、荒诞为美的印风中,实是难能可贵。
  晚清至近代艺术家和社会受众审美选择趋向多元,亦给艺术市场带来普适标准和不同的品味,促使延绵久长的风格派系自我更新以体现时代精神。新崛起的吴昌硕、黄士陵二系则尚方兴未艾,风格处于流衍之中,即便如此,破门而出自树一帜的人物已在其中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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