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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古敏求师造化 随手九天摘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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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4 07: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成功的艺术大师之所以能够“笔落惊风雨”,是因为在落墨的一瞬间,就已经有了无与伦比的自信和超迈的豪情。古人说“成竹在胸”,这可能也是石涛上人“一画说”的一种理解方式,无论千笔万笔,都从挥毫的第一笔开始。张大千先生的画作无论是山水、人物,花鸟,始终都洋溢着这种自信与浪漫,洒脱与豪迈。而这种自信和潇洒源于他“血战古人”的心追手摹,对自然造化的“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
  有学者认为,张大千先生的艺术生涯和绘画风格,经历“师古”、“师造化”、“师心”的三阶段:40岁前以古人为师,40岁至60岁之间以自然为师,60岁后以心为师。在以古人为师和以造化为师的两个阶段里,张大千先生下东瀛、旅沪上、游黄山、踏罗浮、居苏州、历北平、登华山、攀峨眉、赴敦煌、走杭州、奔印度、移香港、渡阿美、筑室巴西,飞西欧诸国,期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古人神交,又以自然为师,以古求新,“遗貌取神”,得天机神韵。换一个角度考虑,如若张大千先生在59岁没有患上目疾,其“师心”阶段的作品如何呈现,或未可知。然其以古为师和以造化为师阶段的作品确如其自作诗句“飞星随意摘,漫向世人夸”。
  在《大风堂名迹序》中,张大千先生概括了其早年遍临古代大师名迹,从专一研习石涛到四僧、张大风、元明四家、直溯宋、五代董源、巨然。花鸟不局限于华喦、金冬心、八大、陈洪绶、徐渭,后来随着收藏的增加直追牧溪、梁楷。人物由改琦、顾洛、任伯年、华喦、上达唐寅、张渥以至后来宋元诸家乃至敦煌壁画。这种传统临摹的淬炼,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这也是张大千先生绘画自信的来源,然而更为主要的则是其对自然物态的生活体验和浩然之气的培养。张大千先生在成都大风堂同门会上说:“今人学画,每不知临古与写生二者不可偏废。临古,犹士人读古人书,学为文章;写生,则详审造化形态之真谛,如山水之路源,花木之茁长、人物之动态等等。举凡物理人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故而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下笔始无舛讹耳”。师古人自然重要,但师法造化更重要,历代有成就的画家都奉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做法。张大千说:“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见闻广博,要从实际观察得来,不只单靠书本,两者要相辅而行的。名山大川,熟于胸中,胸中有了丘壑,下笔自然有所依据,要经历的多才有所获。山川如此,其他花卉、人物、禽兽都是一样的。”其平生广游海内外名山大川,无论是平旷无际的中原大地,秀色天成的迷朦江南,还是亘古荒莽的塞上,深树层峦的关外,无不留下他的足迹。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老夫足迹半天下,北游溟渤西西夏。”
  张大千先生在50岁之前遍游祖国名山大川,50岁之后更是周游欧美各洲,这是前代画家所无从有过的经历。所到之处,他都写了大量的纪游诗和写生稿,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这为他日后艺术的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张大千也是一个用功甚苦,读书渊博的画家,其读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并不只限于画谱、画论一类的书。这无疑为他作画培养了“望之而蔚然深秀”之气韵,也让后来者对其绘画艺术有“噫吁嚱!危乎高哉!”的惊叹。
  本场拍卖皆为张大千先生“以古求新”时期的典型作品, 1937年其39岁之《陶圃松菊图》原为仿吴历山水力作,然更多之处窥见张大千先生对王蒙山水的超高悟性,傅申先生曾有专文论及张大千研习王蒙画法,且于文中论及此轴,傅先生言“这幅画在外表上,大千临的是吴历,实质上却是在研究王蒙”。是图中,张大千于王蒙的山水意象可谓形神兼得,满密式构图、高远的表现方式、山石皴法及构造与黄鹤山樵如出一辙,似又兼得吴历墨法之醇厚。图中林木葱郁,山势挺拔威严,院落林园隐现,间以文人高士的隐居生活,深得前人山水的意境。加之效法吴历用朱砂点苔,表现山林秋趣,整幅作品趣味昂然矣。创作此图的1937年春,张大千尚借居北京颐和园,跋中所提蓬莱于氏或为其好友于非厂。1938年大千再题此作,将之作为向友人静亭兄贺寿之礼,此画之来历不凡,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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