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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书法:承唐继晋开创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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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26 07:12: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宣和书画苑 于 2016-6-23 10:03 编辑

书法,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中华民族的书法长河中,以北宋为代表的宋代书法尤为重要,这个时期诞生了有着中国书法史上“圣经”之称的《淳化阁帖》。古人论及书法,有“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之说。以北宋为代表的宋代书法,在承唐继晋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新特点。宋人尚意,表现在书法上有着与唐代不同的审美风范。重行草、崇流美的“尚意”书风不仅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
  位于华夏之腹地的开封,书法艺术有着丰厚的历史沃土,处于领率群伦的重要地位。
  漫步在开封街头,令人赞叹的书法匾额处处可见,书画交易场所人头攒动,出售笔墨纸砚的店铺更是随处可寻。书法在开封有着怎样的地位和群众基础?曾有人戏言,在开封街头,随便拉一个人就能现场即兴挥毫,一展身手。
  纵观历史长廊,开封的书法圣手几乎遍布各个历史时期。汉代的蔡邕,北魏的郑道昭,唐代的孙过庭,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及宋徽宗赵佶等,都是享誉中外的书法大家。到元明清时期,开封也有不少大家涌现,如周亮工、李梦阳、李鹤年、李铁林等。当代,在书法方面享大名者亦难以尽数,如靳志、陈玉璋、牛光甫、王宝贵、桑凡等,这些书法家各怀绝技,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作为中国书法名城,开封书法之所以一骑绝尘,与北宋时期的辉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宋时期,开封云集了一大批书法名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欧阳修、王安石、赵佶把开封书法推上了历史的巅峰,对后世影响巨大。
  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青海省书协理事张晓林看来,宋代书法承唐继晋、上技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仅在北宋时期,书坛就出现诸多影响深远的书法现象。
  宋太宗喜欢书法法帖之祖《淳化阁帖》诞生
  说起北宋的书法,不能不提的就是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圣经”之称的《淳化阁帖》。而它就诞生在一千多年前的开封。
  历史回溯到宋代初年,这时的中华大地历经晚唐、五代之乱,整个社会文化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书法艺术遭受严重摧残。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启了重文轻武的大宋天下。至宋太宗赵光义时,政局十分稳定,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好发展。在北宋初期,宫廷非常重视对书画的收藏。赵匡胤统一全国时,将各地方小王朝的文物书画集中于都城东京。当时后蜀、吴越和南唐宫廷收藏之富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遂诏谕搜访,果然得到大量珍品。
  宋太宗赵光义更是一位书法迷,他非常喜欢王羲之的书法,经常临摹,每每感到学有进步,总会让大臣、书法大家王著看,询问是否有进展。王著总会说“如初”。有人问王著,为何这样对待皇帝,王著回答:“书固佳矣,若遽称善,恐帝不复用意矣。” 意思是,皇帝虽然写得好,但是如果那么快就说(他写得)好,恐怕他就不再(对书法)用心。从那之后,皇帝的书法精妙绝伦,超越前古,世人都认为这与王著勉励他有关。
  这就是著名的宋太宗学书故事,宋太宗不耻下问,勤勉好学的精神激励后人。这个王著也不简单,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的编著者。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集中整理出皇宫内府所藏墨宝,命文臣、书法家、诗人王著精选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家103人的墨迹420件,摹刻于枣木板上,并用当时名贵的歙墨和“轻似蝉翼白如雪”的澄心堂纸精心拓印,编辑成册,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名家书法集帖。因书成于淳化年间并深藏禁宫密室,故称《淳化阁帖》,亦称《淳化秘阁法帖》。
  《淳化阁帖》全书共十卷,收入历代帝王、名臣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帖作品,在书法史上开辟了“丛帖”这一新的形式,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淳化阁帖》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第二至第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诸家古法帖,第六至第八卷为王羲之书,第九至第十卷为王献之书,收录了自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保留了大量重要的书法作品。比如,王羲之真迹现已失传,而目前所能见到的王字模写本也只有二十余种。而《淳化阁帖》共收录王字170帖,可谓是王字的仿真帖。又如,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只留下一件“欧体”真迹,算上摹本、碑刻,也不足二十余件,而《淳化阁帖》收录了三十件。如若中国书法史缺少一部《淳化阁帖》的话,中华民族独有的书法艺术宝库将损失一大笔宝贵财富。
  《淳化阁帖》原版用当时最上等的歙州贡墨和澄心堂纸拓印,捶拓极为考究,拓印的量很小,只赐给亲近大臣,因而流传不多。特别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失火,原版不幸全部焚毁,因而初拓本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
  《淳化阁帖》的问世,使得大量古人书法墨迹得以保存和流传。其利在当时,功在千秋。它一方面诱发了刻制汇帖的风气,仅宋代就有《绛帖》《潭帖》《群玉堂帖》等;另一方面,它的刻帖传拓并印制成册的工艺,对宋代印刷技术具有启发和先导之功。因此,《淳化阁帖》的问世,具有发生学的意义。
  《淳化阁帖》问世之后,官刻汇帖之风大为盛行。相继有宋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奉圣旨摹勒的《大观帖》,共10卷。宋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奉圣旨摹勒的《淳熙秘阁续帖》,共10卷。明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周宪王临摹上石的《东书堂集古法帖》。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奉旨摹勒上石的《愚勤殿法帖》,共24卷。作为“千古一帝”的乾隆则把汇帖的刻制推到了极点,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汇制了著名的《三希堂法帖》,共32卷。
  著名书法家启功称赞这部书帖是“彩陶般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为我国千秋学书者之模范”。我国众多历史学者与书法界人士亦一致认为,《淳化阁帖》的编纂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书法艺术普及运动。它第一次大规模地将国宝般的古代真迹普及、输入到民间,对宋代书法开创新气象、增添新活力,促进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主宰了此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淳化阁帖》也无可争议地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圣经”。
  新风之一:宋代笔法是书法史分水岭
  笔法是我国书法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早在东汉时期,出生于我市杞县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就著有《笔论》一书传世,《笔论》开篇就提出“书者,散也”的著名论断,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以及书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随后论及书法作品应取法、表现大自然中各种生动美好的物象,强调书法艺术应讲求形象美,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表现人的心理状态。
  该书诞生后一直被书家视为至宝引用至今。古代文人将笔法当做秘诀,绝不轻易告诉他人。这其中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三国时期的书法家韦诞是蔡邕的学生,藏有蔡邕的《笔论》,另一位书家钟繇想借《笔论》看一下,但遭到拒绝。钟繇为了表示诚意,竟用力捶胸到吐血昏死过去,然而终究没能看到《笔论》。韦诞去世时把此书作陪葬品埋入墓中,钟繇于是派兵丁挖墓,得到了蔡邕的《笔论》,书艺大进。传说中的事件虽不足信,但足以证明笔法理论的重要性。
  论笔法,不得不提的是晋唐。晋唐笔法之精妙在于绞转、裹束、衄挫的往复掺揉,线条无论起收行进,处处挣扎而又通透,那是笔法的最高境界。从后世留存的晋唐法帖来看,尽管唐楷法度严谨,但笔法上仍大量使用侧锋,而使用侧锋则为魏晋书法非常重要的特征,陆续出土的魏晋南北朝书法墨迹可以说明这一点。可见,唐代笔法与魏晋南北朝书法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自唐安史之乱至宋,数百年战乱纷争,书法的传承形成了断层。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曾云:“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这句话,除了透露出他对书法的自信外,还能从中读出两点信息:一是黄庭坚认为“古人”的笔法比他所在的北宋好,二是当时的北宋像晋唐人那样真正懂笔法的不多。
  尽管如此,北宋的书法在延续晋唐余韵的基础上,还是形成了自身的时代特点。
  书法进入宋代,侧锋的使用已经不如宋代以前的人那么普遍。一方面,笔法单一少变化使得书法缺少张力和含蓄;另一方面,书风的写意多变使书法更接近平民百姓。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宋代书家在笔法认知上的缺失,其次是毛笔工具的变化。在北宋,笔毫出现了以羊毫为主的软毫。清代书家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所说:“学书要识古人用笔,不可徒求形似……法不得,则虚积岁月,用功徒然。工夫浅,则笔画荒疏,终难成就……”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缺少笔法的口传身授,又缺少古代那样的书写工具,加上审美趣味的改变,宋代书法已与晋唐书法逐渐拉开距离。
  侧锋运笔是使用硬毫而出现的特殊运笔方法,它是在自然书写状态下,书写者本人的运笔方式和笔的弹性相配合,运笔方向与笔毫方向相交时产生绞转的一种运笔方式。由于侧锋运笔与纸面形成更大的摩擦力,笔毫行进过程中圆锥状的笔毫循序接触纸面,导致侧锋运笔所书写的笔画线条的质感既不同于中锋运笔,也不同于偏锋运笔。若不擅驾驭侧锋,笔画的质感或接近于中锋效果,或接近于偏锋效果。
  晋唐名家写字过程中大量使用侧锋,由于笔与书写材料的相互抗衡,不仅锋能振动,还能绞转。尤其是王羲之,无论是楷、行、草书,点画全用侧锋法,唐代颜真卿亦是如此。而宋代的书家,由于书法传承及书写工具改变等原因,侧锋使用已不那么自然和普遍。做得较好的,仅宋初李建中、林遒和“宋四家”等为数不多的书家。
  由于笔法的缺失,宋代书法与唐代书法似乎是隔了一座山,这山已看不到那山的风景。江西警察学院教授陈刚指出,宋代是晋唐书法与明清以后书法的一个分水岭,晋唐书法以侧锋取胜,而明清以后的书家则多只知书法之中锋而不知侧锋为何。但是,由于笔法的缺失,也使得宋代书家追求书法的另一个层面,即更注重性情。
  新风之二:自由挥洒情怀的尚意书风
  唐宋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年代,诗词、散文、绘画、哲学、书法群峰并峙,百花齐放;在书法史上,唐宋又是一个变革创新的时代。而宋代一改唐代以严格的法度作为书法评价标准的风尚,宋英宗以后,以都城东京为中心辐射海内,渐渐形成一种新的书法思潮,即后人所谓的尚意书风。这一时期,大家辈出,佳作纷呈,创造了书法艺术的又一个高峰。古人论及书法,有“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之说。宋代书法,承唐继晋,开创了一代新风。
  张晓林告诉记者,宋人书法“尚意”一说,最早见于清代梁巘的《评书帖》。其实,早在清康熙年间,江苏金坛人王澍就有过类似的说法。他在《翰墨指南》中说:“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道光年间的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对以上说法有了形象的比喻,他说:“晋人取韵,唐人取法,宋人取意,人皆知之。吾谓晋书如仙,唐书如圣,宋书如豪杰。学书者从此分门别户,落笔时方有宗旨。”寥寥数语仍然让人无法理解“宋尚意”之真正含义。
  但是历史是发展的,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书学之繁荣已超过其他任何时代。书学界也渐渐对“宋尚意”一说达成了共识,认为宋代书法的所谓“尚意”,就是注重书家个人意趣、情怀的表现,注重主观的发挥与个性的张扬,强调书法艺术的抒情功能,具体地说,可从四个方面去理解尚意书风的含义。
  一是强调书法的“载道”功能。在中国古代,“道”是哲学的代名词。书以载道,就是要求书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哲学修养。黄庭坚所谓“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即是此意。苏轼作为尚意书风的领军人物,在哲学修养上有着极深的造诣。以他为代表所创立的“苏氏蜀学”,是融汇了儒道佛三教后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哲学派别。在蜀学的哲学思想中,“道”是最高的境界。苏轼认为,书家通过书法作品表现“道”,不能是直接的,只能是间接的,即在书法创作过程中寓“道”于“意”。苏辙说:“道非有无,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运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而书法艺术正具有这一特性,点画之间形万物,寓千意,富有一种朦胧之美,最适于体现道之“恍惚”,因而书法就成了寓“道”、传“道”的重要载体。
  二是要求书家要有渊博的学识。体现在书法作品上,即是所谓的“书卷气”。苏轼认为:深厚的文化素养是书法“尚意”的基础。他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他告诫后人“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进一步强调了读书对学习书法的重要性。黄庭坚也持相同观点,他论书,重在一个“韵”字。他曾说:“凡书画者当观韵。”而一个书家只有具备了深厚的学问底蕴,作品才能脱俗,才有“韵”可观。他评苏轼的书法曰:“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这就明确揭示了书法之“韵”与学问素养的关系。宋代书家在学识修养上是后人的楷模。如苏轼,其诗词文章开一代风气,又是文人画理论的首创者;黄庭坚是江西诗派代表人物,影响深远,且于禅理画理深有所悟;米芾学识广博,为文奇丽险峭,精于鉴赏,绘画上开创米氏云山画法。其他见诸典籍的书法家如欧阳修、韩琦、刘敞、王安石、司马光、钱穆父、宋徽宗赵佶,甚至南宋的陆游、范成大、岳飞、朱熹、文天祥等,除了是书法家外,有的是政治家、思想家,有的是文学家、诗人和画家,或集多者于一身。宋徽宗赵佶作画后,常常用瘦金体书法在画幅上题写诗文,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腊梅山禽图》和《芙蓉锦鸡图》上的题诗,其书法风格与画面保持一种和谐的审美情趣,开启了后世诗、书、画三者结合的风气。苏、黄、米等也多书写自撰的诗文,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的《松风阁诗》帖、米芾的《苕溪诗》帖等,书者用情感把诗文与书法自然地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书法与诗文同成千古绝唱。这种现象在宋代以前的书法史上是极少见的。
  三是注重书家的人格情操。传统的书法艺术审美十分重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因为书法是借助汉字的书写来表现书家心灵思想、审美情趣,于是便有了“字如其人”、“人即是书”、“书为心画”等说法,把书法作品的美丑与书家品质的美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苏轼在其题跋《书唐氏六家书后》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紧接着,他又进一步阐述道:“世之小人,字书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在书法欣赏的过程中,尽管不排除有欣赏者主观成分的存在,但人品的高低的确对书品的雅俗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书家在书法创作中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己的人格品位,追求高尚的审美趣味。力戒俗气,不为俗人,方能创作出高品位的书法作品。
  四是注重书家个人情趣的表现。宋人把书法视为寄托情感、抒发性情的载体,自然就不重陈法而喜创新。通过创新探索出属于自己的创作手法,书写出独具面目的书法作品以寄托自己的意趣、情感。苏轼曾向世人宣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里的“法”,是前贤的古法,也即他“烦推求”的对象。然而,这并不是说苏轼作书不要法,他在创作中所要尽力摆脱的只是他人之“法”,摆脱他人之“法”的目的在于“意造”自己的作书之法,即“我自用我法”去创作。黄庭坚也随苏轼摇旗呐喊:“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他们的声音是一致的,评价一幅书法作品的艺术水平高低,不能以其是否合乎古法为最高标准而是看它能否充分表现书家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是否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是否能激起观赏者的强烈共鸣。
  宋人书法创作的尚意取向,更加注重了书写者主体的感觉、意志、情感、学识等在书法作品中的体现,从而把书法推向了一个更具创作自由、更具个性化特色、更具时代精神的艺术空间。
  书法,留下宋代崇文抑武的深深烙印
  北宋的尚意书风,是继晋代尚韵书风、唐代尚法书风之后书法艺术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掀起了中国书法的第三次高潮。那么,它具体是怎样形成的呢?
  宋代的崇文抑武政策是尚意书风形成的根源。赵匡胤定都东京后,为了避免重蹈晚唐、五代覆辙,“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偃武修文”,尊儒崇道、施行文治。“文治”国策的核心是大开科举取士之门和对士大夫群体的尊重优容。据《宋史》记载,“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巨公,皆由此选”,且“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后人曾对北宋科举取士做过详细的统计:“北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的一百六十六年间,共开科六十九次,取进士、诸科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三人,每举平均取士达四百九十五人,每年约为二百零五人,相当于唐朝每年取士人数的二三倍。此外,尚有制举和特奏名没有统计在内……特奏人数相当可观,尤其从宋仁宗景元年(公元1034)起,每举动辄数百名,若将他们统计在内,每年取士总数更为唐代的五倍左右。”由此可见,科举取士制度在北宋得到空前加强,以至于有了“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的说法。也就是说,北宋统治者从制度上给读书人提供了许多进身的机会,而且一旦登第备受重视,登第成为置身通显的最重要的途径。一时,读书之风便愈来愈浓,重学之士比肩接踵。这样的结果,自然造成了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北宋的“文治”国策,还使得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下,文学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可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表达自己的意愿与情感。“尚意”的书法创作理念,亦是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对“唐人尚法”的反叛是尚意书风形成的内在因素。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自身来看,所谓的“唐人尚法”即是说到唐代已将楷书的创作发展到了极致,达到了法度上的完美,后人不可能再超越这座峰巅;而唐代的行书创作相对滞后,为后代书家留下了一片可发展的空间。五代杨凝式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苏轼、黄庭坚等北宋书家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便高举起蔑视成法的旗帜,鼓吹创新,主张书法抒写襟怀、宣泄性情,对“法”进行反叛。由于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书家的大力推动,“尚意”书风逐渐成为北宋书坛的主潮。
  北宋刻帖对尚意书风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北宋自《淳化阁帖》问世之后,刻帖之风盛行,先后出现了《长沙帖》《绛帖》《二王府帖》《大观帖》等十多种。这些帖某种程度上都把“二王”奉为正宗,以晋人法书为主流,而唐楷却只字未录。可见从宋太宗时期,就开始有意识地排斥“尚法”的唐代书法,追求晋代风韵,实际上这是“尚意”抒情书风迈出的第一步。因此有人说,北宋刻帖的刊行,是尚意书风的前奏。的确如此,北宋刻帖中所收录的大都是颇具魏晋风范的行草书尺牍信札,这就引导着当时的人们不自觉地学习起行草书来,习行草书成了宋人学书的时尚,而行草书又最宜抒发书写者的性情。因此说,北宋刻帖对尚意书风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
  北宋士大夫阶层的趋雅化是尚意书风形成的人文基础。北宋是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文人群体空前壮大,文化素养普遍提高,书法、绘画、诗文之事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如朱熹所云:“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在书法方面,对魏晋风度的倾慕心理,意味着宋代文人士大夫对自己所属群体文化品格的认识定位是“雅”。这个“雅”在宋人观念中,不是外表的飘逸潇洒,而是内在的品格学识和修养。北宋时期,士大夫文人群体十分庞大,据有关资料显示,仅见诸典籍的书法家就有800余人。这些文人士大夫的物质生活是优裕的,精神上是自由的,琴棋书画、茶酒花诗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赋诗作画,观景题壁,拨阮听琴,游心翰墨,兴之所至,全凭一个心境。由此可见,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是北宋尚意书风产生的肥沃土壤,缺此不可。
  禅宗为尚意书风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禅宗是佛教的一个流派。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后,与中国的老庄思想和魏晋玄学相结合,形成了禅宗。禅宗到了慧能时期,废弃了原有的僵化教条,认为“本心即佛”、“道由心悟”、“瞬间顿悟”,“心”是悟道的根本,“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宋代僧人继承了慧能衣钵,进一步提出了“直了见性”、“直指本心”,强调人的“心意”活动,这恰恰与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口味相吻合。于是,禅宗与北宋士大夫文人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频繁的交往活动中,禅宗不可避免影响了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单就书法而言,苏轼的“意造无法”、“苟能通其意”与禅宗的“本心即佛”、“直了见性”是相通的。宋书“尚意”对于唐人“尚法”的反叛,即是以禅宗的源于本性、崇尚自然、冲破束缚为理论依据的。
  尚意书风是一个时代审美趋向的产物。这个时代的书家,多少都会打上“尚意”的烙印,但其代表人物当首推苏、黄、米、蔡,史称“宋四家”。 这其中,公认开创尚意书风的,便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全才苏东坡。苏东坡诗词文章雄放豪迈,开一代新风。他的文人画成为中国绘画发展史的里程碑。他的书法造诣深厚,居“宋四家”之首。苏东坡书法转益各师、自成一家,其书早年姿媚流美,中年端厚圆劲,晚年性稳意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用笔厚重劲健而又纵横洒脱,融雄伟与清逸于一体,笔势欹斜而神气横溢,开尚意一代书风。苏轼书法美在“妙在藏锋”、“淳古遒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于拙”, 有“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有《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作品。
  赵宋王朝重文抑武,在文化极度繁荣的情况下,书法艺术注入了书家更多的个人情怀与思想,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表现性艺术,尚意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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