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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场”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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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8 07:32: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书画作品的救治,毕竟与钞本刊本不同。其间,文学因素的参与和奇妙机智的构思,都非常重要。无论“文救”“武救”,即使采用同一种方法,因书画作手而异,淹贯操觚,虚实相济,也会使书画的救治奇趣生焉。

“勾乙”,在书写“救场”中比较常用。贸贸下笔,容易书写颠倒,古称“互倒”。如果字数少的,救治简单,勾乙则可。晋干宝《搜神记》叙南斗增寿事,说有人“借(阳寿)文书看之”,见赵子寿仅十九岁,曰:“易矣,可改之。”乃取笔挑上画了个钩,将“十”与“九”调换成“九十”,曰:“救汝至九十年活。”这就是“乙”,以勾画倒转救治误写颠倒的文字。从《搜神记》此例可知,晋人作书已经有了救治误书的办法。我们现在从唐颜真卿行书《祭侄文稿》等墨帖也能清楚得见几种方法的交相使用。又例如《册府元龟》(卷109)说后唐末帝李从珂“改应顺为清泰”年号的事,原本将“应顺”年号误写互倒,成了“顺应”,遂于二字间书“乙”勾画一下,表示颠倒。复杂的颠倒,或用划线勾勒复位,或抹去后在误字的旁边写上正字。例如《墨子·非儒》,本应“事上竭忠,事亲务孝,得善则美,有过则谏”,刊本误作“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如果不想远距离地勾划“得”与“务”字,就须抹去二字,补书正字救之。

勾乙,可以视作一个形似“乙”字的纠正符号,与“乙”字表示天干第二位、鱼肠等本义无关。“乙”在实际使用中比较灵活,或有一些变化,例如二三字的互倒,书者有时不作较大幅度的勾乙,只在互倒的字间旁书一个小小的“乙”字,这样可以不影响整体行文的美观;或者像黄庭坚《读书绿荫》书札(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七行的“欲若小行书须得矮纸”,其中“欲若”是“若欲”的互倒,黄庭坚在“欲若”间画“√”号也可倒之。据笔者多年过眼所见,古代书写中的“√”符号,应该是“乙”字草写的变异,与今天表示“正确”或“赞同”意思的“√”号不同,特需注意。另外,“乙”或“√”号未必都表示“勾乙”,须细心分辨。昔时文家读书往往在读间暂止之处画“乙”或“√”号,以便下次由此接续,《史记·滑稽列传》有“入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可证。如果不辨内容,一并误解为互倒符号,反会添乱。

有故意不救者。下笔即知有误,因某些特别原因,故意不作“涂注乙”的,只需随即续书漏字于下,字形或稍大稍小,以大小的差异给出颠倒有误的暗示,多半属于此类。南宋姜夔跋《晋王大令保母帖》,有“八百三十载八(应‘八百三十八载’)”“或谓又(应‘或又谓’)”等多处颠倒误书,皆未勾乙,直书于下,此属特例。如此可以保持纸面整洁,唯细心读者聪明意会,方解其中斑斑错落的奥妙,比起“涂注乙”的笔画墨污,倒也简洁省事。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以为要视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因书画家在实际创作中有很多偶然因素,所以根据具体情况,只要书画家自己愿意,保留一些不可再现的原创痕迹,甚至包括笔误或钤印错误等,也未尝不可。

听启功先生说,善饮的书画家偶作戏谑,喜欢在得意的闲适小品上钤“醉后一挥”“酒后捉笔”等印章;如果案上没有预备,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将自己的名章“倒钤”(并非反钤),而且不必考虑救治。当年溥心畬先生住颐和园时,启功就“见过他酒后在画上倒钤名章,大家围观,都不胜叹惜,他却笑道‘醉后颠仆,不忌,不忌’,估计是故意的”。

欲救也救不得的,史不乏例。最著名的,应该是雍正三年(1725)二月二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年羹尧上表贺瑞的笔下有误,将“朝乾夕惕”书作“夕惕朝乾”。雍正认为年羹尧本已累犯大逆狂悖等罪,故“夕惕朝乾”是忤上晨昏颠倒,“有意倒置”(事见《清史稿》),更加罪不可恕。

朝乾夕惕,本尧舜之道,勉励君主勤政语,唯举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等贤良君主方可等观(见《皇清文颖》)。此言“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时,至此则上下进退无所定矣。所以,朝乾夕惕,进德修业者为此时也”(《仲氏易》),四字虽然堂皇正大,但规劝君主的话,岂是谁都可以说的?

其实,年羹尧当时笔下写误,应该还有机会勾乙救治,或是记忆有误,或是太过自信,以为雍正不便如何,就这样,上表一出,驷马难追,年羹尧又添死罪,故今之论者多以为“如果没有错写‘夕惕朝乾’,他还不至于遭到多么严厉的处罚”(见《读史记趣》)。

笔者认为,贺表书写笔误并非主要原因,即使没有颠倒书写,年羹尧也死罪难逃,因为“朝乾夕惕”是清廷文书禁语,加之雍正先已训斥他“怠玩昏愦”,他仍旧恃功狂妄,非但不思其过,反而上疏企望“抚远大将军印”,跟皇上较劲,结果“逮至京师”。

按《折谱》,清代臣工奏折必须亲笔自书,书必正楷,而且禁用语中分明列有“洪福齐天”“朝乾夕惕”等,这是康熙早年定下的规矩。至雍正,敕令强调,更加严格。也就是说,一旦出事,工拙不计,只要笔迹在此,书写者须负全责,终不能以“代写”推诿他人。

这些管教臣工的绝招,康雍两朝过来的年羹尧不该不知,所以,他胆敢公然违规,不但使用“朝乾夕惕”禁语,当避不避,而且颠倒误书却无救治,事发后又不能以“误写”推诿他人,仅此两项已无退路,何况廷议的九十二条罪状,条条血刃待弑,所以最后雍正令年羹尧狱中“自裁”,真佛出世也救不得了。

书写者笔误未救,如“三豕涉河”(应是“己亥涉河”)、“鲁鱼亥豕”之类,或可累及镌刻出版。古代出版书籍依靠刀刻书钞,但论刻钞字数(按片、页幅计算)给付菲薄工费,工整已经不易,核校过眼如果稍一马虎,则谬误多多。书籍谬误,一则失信,因处处陷阱、步步小心,边读边校,读书必生惶恐;一则引用谬误,以讹传讹,更添书籍混乱。难怪宋代李正民诗曰“何须更待青藜照,只合斋心读误书”,又明代杨慎曰“古书画重刻一番,则差讹一番。一苦于人之妄改,二苦于匠之刀误书”(见《诗话补遗》),俱吃尽苦头的过来人慨叹无奈。

书画作品的救治,毕竟与钞本刊本不同。其间,文学因素的参与和奇妙机智的构思,都非常重要。无论“文救”“武救”,即使采用同一种方法,因书画作手而异,淹贯操觚,虚实相济,也会使书画的救治奇趣生焉。反正已经出错,如果不想原样托出,不妨以巧掩拙,考虑用遮盖补改的,例如齐白石用题跋盖住墨点和张大千将远水改画山渚微云的方法;如果欲随遇生机,更添内涵或借此表白另一些想法的话,或可采用介入法“救场”,例如以印补字、以诗化解等“文救”的办法,既能完整保留不可再现的原创痕迹(当然也包括笔误或者意外造成的遗憾),还能增添一些文学情趣。

文救,非吾国书画家专擅。古今受汉文化辐射的亚洲一些国家地区的文家墨客,其书牍文案适逢笔误,“武救”与“文救”皆不罕见。若需备述,远非小文短章可及。现拈出二三“文救”小例,不拘中外,只图说明方便,聊作先行。

日韩的文家墨客自古皆以汉学为基,历朝以考论汉学深浅为问学入仕的一等门槛,读作汉诗文和写画书法绘画,俱寻常功夫看家本事,所以论书题画等书牍文案诸事,与吾国大同小异。“涂注乙”勿用赘言,例如以印救治,可举日本书道家南部畏堂行草书唐姚合诗。此幅书“道同无宿约,三伏自从容。窗豁山侵座,扇摇风下松”,漏书“从”字,遂于“自”“容”二字间,钤细朱文小印“从容”救之。“从容”,寻常语,钤此一救,看似闲章点缀,顿觉庄雅有味。

乙亥(1995年)秋在韩国庆州见一幅隶书作品,书近代韩国著名爱国志士柳麟锡五言诗:“忧国复忧国,天涯老白头。春风倘借力,吹散隮山忧。”柳麟锡是甲午(1894年)间出于爱国忧愤起兵反日的壮士,兵败后受韩奸和亲日政府迫害,流亡中国东北和俄占远东山林地区坚持抗日。此诗首尾同字相衔,五言古风别体。首句第二个“国”字用淡墨涂成黑团,原字隐然可见。书者芝村在黑团右旁书小楷“‘国破山河在’杜甫”七字。初观,未觉特别,待细味柳诗及老杜句,知其书者亦哀恸祖国多难。“国”字以墨团抹之,大约隐喻当时暗无天日;“国破山河在”,借诗救字补意,深意远在字外。无论是否预设故意,但切中哀恸,作此点醒,精警非常,也真情动人。

看来,书画作品的品味有时需要魂灵的触及碰撞,非真情感动不可抉取真知。所以,平素读书观帖,每逢笔误或稿本改易处,笔者都格外用心,总觉着原本笔误若有改易救治,其文字后面隐藏著者或书写者的那段心思,如果没有领会,解读依然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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