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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员和书法:巨变时代的精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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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27 07:13: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宣和书画苑 于 2016-6-23 10:01 编辑

 吴大澂,苏州人,1868年进士,之后做过翰林编修,做过道台,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官做得蛮大,他不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但他跟这些人都认识,他很仰慕曾国藩,是李鸿章的学生,是张之洞的亲家,他一个女儿嫁给张之洞的儿子,一个女儿嫁给袁世凯的大儿子,如果袁世凯的大儿子当上了皇帝,他女儿就是皇后。他还是著名的学者,吴湖帆的祖父。他著名到什么程度?今天研究金石学、文字学的人现在还读他的书。他也是晚清重要的大书法家,著名的收藏家和非常重要的鉴赏家。
 晚清官员吴大澂及其友人的日记和信札,对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活动做一初步的研究。涉及的问题有日课、应酬书法的主要形式和数量、人口增加对应酬书法的影响以及提高书写效率的种种策略等。本讲还要讨论为什么晚清官员不卖自己的作品,以及中国社会中特殊的索书现象。本讲主要的关怀是,把对晚清最后一二代政府官员的书法活动的描述和分析,作为观察处在巨变之中的中国社会精英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视点。
什么是书法?
  研究书法史这么久,还要提出这个问题?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吴大澂时代出现了碑学,什么是书法的概念就出现了一些模糊地带。
  昨天我讲了《兰亭序》,我如果说王羲之的《兰亭序》不是书法,你们马上把我轰出三联韬奋书店,但有了碑学,大量无名氏的刻写也成了书法。
  这是北魏《郑长猷造像记》,龙门二十品之一。康有为说好得不得了。其实你看它缺胳膊少腿,字写得很怪异,是当时不被认为是书法家的人写的,这个前字的立刀就没有了,刻得怪怪的,歪歪扭扭的,你说它是书法吗?但今天就被认为是书法,今天的美术全集、书法全集都把它收入进去了。一些在古代不是书法的字迹被包括进了书法,书法的包含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龙门二十品、一百品,有很好听的名字,其实这可能就是小和尚随便刻的。你看,弥勒的“勒”少一横。但康有为说这个好,“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人们开始欣赏这个东西。所以书法的审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囊括了过去一些很多人们不认为是书法的东西。20世纪情况更复杂,一是有大量出土的文字遗迹。二是我们对艺术特别是书法的态度受到了现代艺术研究的影响。
  敦煌研究院编的《敦煌书法》把这件也编入进去了,可是你一看内容,是小孩子在练字,你看“一一三三”,都不是完整的文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否毛笔写的都是书法?如果毛笔写的都是书法,那就遇到问题,有什么不是书法?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问问题:在古代留下的文字遗迹中,什么不是书法?在那些今天被我们当作“书法”的古代文字遗迹中,是不是都是艺术品质高的“作品”?如果写得不好的古人的字,还算是“书法”吗?不要以为古人都会写字,明末清初四大公子之一的冒襄娶了秦淮名妓董小宛,冒襄的字写得很差,名气很大,一写字别人就收藏。
  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晚清官员写很多书法,我就要定义,什么是书法?而且书法具有日常的必要性,这个必要性是绘画、唱歌、跳舞都不存在的。什么叫日常必要性?打个比方,皇帝死了,朝廷下令全国一百天不许画画,这个国家照样运营;一百天不许唱歌、跳舞,照样运行。一百天不许写字,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家就乱套了,你不能自己背着药方跑到药店说大黄、枸杞子云云。加上中国方言多,对方听不懂,再抓错药。写字在中国是必要性的,可是你一写,白纸黑字就成了书法?所以我在讨论书法的时候有严格的定义区分。
  这是傅山的信札和药方,故宫博物院收藏。药方里有人参、当归等等,现在都当书法来收藏。
  但是,我在今天演讲晚清官员和“书法”时,需要暂时排除一些类型的书写。今天我要讲的书法是比较纯粹的书法,古人其实很清楚,他们收藏的时候不用书法这个词,他用翰墨、墨迹、手札,他讲行书卷、草书卷,他不讲书法。所以,我下面要讨论的,是和今天的艺术创作比较接近的那部分书写活动,我称之为“书法活动”。
  晚清官员在日常生活中要写很多观赏性的书法。我讨论的墨迹也是主要用来观赏的“作品”,如对联和扇面。也就是说有比较明确的创作意识的书写。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写了多少对联,写了多少扇面。为什么写这么多对联?为什么写这么多扇面?
  晚清官员日常的书法活动可分为练习、自娱、应酬三种。
  有时候这三者也不能完全截然分开。自娱就是自由挥洒,今天高兴了写一篇什么东西,应酬昨天已经讲过了,帮别人写,这是量非常大的一种。我所说的“练习”不是上面说到的令狐归儿这类的习字。小朋友还不太会写字,所以练字。我讲的官员都是成年人,都是通过了进士的考试,都是很有名的文化人,是已经掌握了熟练的书写技巧后为把字写得更好的练习,通常是临习古代范本。这不是一般的学习,而是再上一层,多少带有一点艺术方面追求更高造诣的意思。
  为什么书法能够成为中国文人非常重要的艺术爱好?
  梁启超曾经评论书法:第一可以独乐;第二不择时不择地,你要跳舞还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第三费钱不多;第四费时间不多;第五费精神也不多,累的时候也可以写;第六成功容易,随时进步,自然随时快乐(这个是说说而已)。第七,可以让你集中精力,即“收摄身心。”
  在晚清高官日记中记录自己写字最多的是曾国藩,但不见得他练得最多,他是记录得最多。有的人练得很多但不记录,等会儿我给你们看例子。
  曾国藩为自己订的每日课程的时间表:“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辰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馀偶谈》;日中,读史,亦载《茶馀偶谈》;酉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馀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
  曾国藩每天早晨大字写一百,应酬字少许。他很清楚练字不是应酬字。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事事效仿老师,他也练字。
  这时,李鸿章是汉族官员里权力最大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每天练一篇,一百来字。
  李鸿裔是曾国藩最信任的幕僚,他年龄比曾国藩小很多,四川人。你看他的日课,每天读一经一集,看一史一子,写汉碑,临集贴。每天都有读、看、写三件事,其中就有写书法这件事。这都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人了,可以看到写字在他的生活中很重要。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中国驻欧洲的大使,跟父亲一样每天练字,也有日课,而且更为系统。他有时按照篆隶正草的次序临帖,今天练篆书、明天练隶书、后天练楷书,再后天练草书然后再回来,非常有系统。
  还有很多官员,他们也写日记,但由于临帖一事在日常生活中太过平常,所以,他们日记中经常不记载。但是他们留下的书迹却告诉我们,他们经常练字,也有日课。
  翁同龢是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的老师。这是在1889年临张迁碑后写的跋语,“……临毕,每日三二页”,原因是这段时间比较空,“朝廷有嘉礼,近臣得休沐”。近臣就是皇帝身边的人,嘉礼是光绪皇帝要大婚,大臣放半个月假,放假干什么?临帖。每天临两三页,临隶书。
  这是我今年拍的,他的五世孙翁万戈先生在美国,我每年都去看他,这是1899年临的衡方碑。
  这是1902年临的《争座位帖》。这些作品在翁同龢的日记中都没有记载,但我们看到了他留下的作品,所以写字临帖是晚清的高官最经常的一件事。
  我们再看潘祖荫,他是很大的官,跟翁同龢一样,也是苏州人,是吴大澂的老乡。他特别喜欢吴大澂写的篆书,他问吴,“大篆应从何处入手,便中示及,好学之意甚殷”,“吾弟从前作篆,从何入手?若始作篆而即从钟鼎临摹,似难措手也。散盘曾临百本,能临一本见惠乎?”我也想练,请你告诉我怎么样来练大篆。
  《散氏盘》在台北故宫,铭文357字,一般来说不可能一天临一通,因为大篆相对比较慢,三天临一通,一百本差不多就临一年,所以可以看出吴大澂花了多少精力来临。
  这是吴大澂在1887年除夕临完的《散氏盘》,现在由苏州图书馆收藏。近年来我国内拍卖市场非常活跃,出现过好几通吴大澂临的《散氏盘》,所以吴大澂也很用工。潘祖荫问吴大澂该怎么样临。
  吴大澂说,你应该临石鼓文比较容易。潘祖荫给吴大澂写信说,“临石鼓文闷极,写一纸即撕去。俟临百本后再就正耳。”这些零星的记载告诉我们,晚清官员在临习古代碑帖日课方面是花了大量的时间。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临帖,日常的书法活动还包括友朋之间切磋书法和独自领悟书法。
  打个比方,曾国藩有一个朋友何绍基(字子贞,1799-1873)是晚清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曾国藩与其见面时,常切磋书法,曾的日记中有记录, “酒后,与子贞谈字。至子贞处,观渠作字,不能尽会悟,知平日所得者浅也。”他一看何绍基写的字,觉得自己写字还不行。
  李鸿裔是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写到:“与眉生论古人作字之法,至灯时散。”可以看出他们对书法是非常严肃的态度,翁同龢日记还记有“未出城,临帖,悟‘戒虚锋’一语。”“迩来稍悟书法,落笔需曲折并须灵动”,临习的过程中,不断反思。
  为什么晚清官员要花这么多时间练字?当成为主要的爱好之后,官员之间其实都非常在意自己的书法,在意到什么程度?你们不可以想象,非常挑剔。今天我看有的书法家写字卖钱,写完就拿走吧。但真正严肃的场合他们非常重视,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群体里懂书法的人非常多,马虎不得。
  我举个李鸿章的例子。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在致友人的书札中,曾专门提到李鸿章为人写对联的事:“合肥每年必写楹联一二月,藉以消夏。戊子(1888年)后因病中辍,家人以解衣磅薄,出汗过劳劝止。去年九月,因为兄旧居明致书屋榜,乃先君斋名,必欲亲书,恐手生荆棘,活腕十余日始书之,因复书楹联……”
  李鸿章是合肥人,因为他名气大,欠了好多字,集中在每年夏天两个月,天热,空闲时没什么事做,他就写字。1888年因病停了一段时间,家人不让他写了。九月,李鸿章的哥哥因为要改造一个屋子,屋子的宅名原是李鸿章的父亲写的,所以李鸿章决定亲自重写牌匾。但由于生病,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写字,他担心手生写不好,练习十几天自己满意了才写。可以想象他们的认真程度,首先自己心里就有一个比较高的槛。
  应酬书法的主要形式和数量
  从我接触的材料来看,扇面和对联是应酬书法中最为流行的形式(晚清人并称之为“扇对”),其数量远远超过条幅、手卷、册页。
  如果我们查看近年中国大陆主要拍卖公司的拍卖品,剔除那些明显的伪作,在晚清官员(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翁同龢、吴大澂、张之洞、曾纪泽等)的书法中,数量最多的正是对联。虽说主要拍卖公司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统计数字,但是用它和晚清的日记相印证,足以说明对联是晚清最流行的书法形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基本是从清代中期开始。扇面更早,明代中期就开始了。吴大澂写对联打在格子里,写得非常工整。
  晚清一些高官书写对联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以曾国藩为例,同治三年(1864)三月,曾国藩一共书写了106副对联。同治七年(1868)二月,曾国藩共书写对联146副。他每个月书写百馀副对联是常态,而非偶然。
  这些对联都是送人的,你就可以知道社会的需求量有多大。很正常。
  再看翁同龢。同治七年十月,翁同龢护送妻子的棺柩回故里常熟安葬。在常熟,翁同龢写了很多字。十月初三日“竟日大雨,不能扫墓。为人作楹帖五十馀、扇十馀,手腕欲脱,观者如堵墙。”一天楹贴五十多个,扇面十多个,起码六十多,有可能七十多。
  曾纪泽日记中关于写扇对的记载很多。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十八日:“(早)饭后,……写八言对联十七副。(午)饭后……写八言对联五副,五言对联四十副。夜饭后……写折扇,篆书者一柄,楷书者一柄。”这一天曾纪泽写了八言对联22副,五言对联40副,扇面2张,共64件扇对。如果从午饭后到晚饭前,一共5小时的话,写了45副对联,等于一小时9副,7分钟一副。
  所以量很大,一天写六十几件,可这还不是最多的。
  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一日内书写量最大的是何绍基。何绍基在道光十六年(1836)成为进士步入仕途后,求字者络绎不绝。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十一日,何绍基在京师,“写对联将百副。”次日,“写大字对联七十馀副。”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月初七日,何绍基在京师,“醉后写对子至八十馀副,可云畅笔。”咸丰二年(1852)九月初八日,在京师,“写大字至暮,连夜得对子有一百零七副。”何绍基写对联多用行书或行楷书,速度较快,但数量如此之大,也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晚清官员写扇面也非常多,在数量上几乎可与对联匹敌。对联一般是一个人完成,扇面可以两个人甚至多个人完成,可以一面书法,一面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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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面
  这个扇面有五个人的东西,吴大衡、吴大澂、汪鸣銮等,基本都是做官的。汪鸣銮是吴大澂的表弟,做到吏部侍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们都是苏州的。吴大澂的弟弟吴大衡也是进士,你看一个扇面五个人写。
  吴大澂好朋友顾肇熙日记记载: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望云来,嘱代挥扇,下午为便面十二纸。”
  扇子作为驱暑用具,通常在暑期会需求多些。曾纪泽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和五月日记有写扇子的记录较多:四月廿一日,“写女折扇四体书者二柄。……夜饭后,……写男折扇四体书者一柄。”廿三日,“写折扇二柄。……写宫扇二柄,一录旧作,极细密,一作四体书。”四月共写了45柄扇子。五月,共写52柄扇子。
  写扇子比写对联慢,所以数量上相对比对联少一点。而且扇子写错了也比较麻烦。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有一本书非常好看,叫《中国札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情,利玛窦很好奇。我们很多习俗自己都忘了,他都给记下来。他发现中国人用扇子很多,他说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行业,远比别处普遍,那就是制扇业,扇子通常是在酷热季节用来扇风的,各个阶级的男性、女性都使用,在大庭广众中,如果不带扇子会被认为缺乏风度。尽管天气已经使人避风而不是扇风,他们还是带着扇子。有时候扇子上写着一些格言甚至是整篇诗词,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象征是最经常互相赠送的礼物,在我们的住处有满满一箱这类的扇子礼品,都是朋友表示敬意赠送给我们的。我们也拿来送人作为友谊的赠礼,很容易想象在各处从事于制扇业的工匠数目有多少。
  你看人人拿着扇子,扇子已经成为道具。西方的肖像画经常拿着白手套,中国肖像画是拿如意,否则手不知道如何放,拿扇子也是中国人当时的习惯。我有一个老师叫张充和,大家可能知道,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在苏州开昆曲的曲会,二三十人每人一把扇子,等于是一个移动的画展,互相传看扇子。扇面的需求量为什么这么大?因为一个人可以不只使用一把扇子。
  对联在清初开始流行,清代中期以后,成为最为流行的书法形式。在此之前,扇面应是最为流行的书法形式。比条幅、手卷数量上多得多。
  利玛窦说了,不管季节,冬天也带扇子。比如,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十三日,曾纪泽一天写了26柄扇子,此时正在冬季。光绪三年(1877)二月二十八日,曾纪泽“夜饭后为静臣弟写扇,插泥金字四扇,搭包五色字、泥金字共三十扇。”此时是春季,天还不热,一晚上写了三十多把扇子,数量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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