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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未书法多为应酬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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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5 07:12: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宣和书画苑 于 2016-6-23 09:58 编辑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曾国藩、潘祖荫、曾纪泽、吴大澄、翁同龢相继去世。1911年,清朝覆亡。一些善书的清末官员沈增植、曾熙、李瑞清都到何绍基曾经卖过字的大都市上海,挂出润例,公开卖字。不过,这只是一个些小的变化而已。1905年,在中国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因不合时宜,被新的人才甄别和选拔体制所取代,从而导致了教育的革命。曾存在了千百年的文人阶层走进了历史。此外,二十世纪初输入的硬笔钢笔、铅笔、圆珠笔)取代毛笔成为日常书写工具,使得书法和日常生活渐行渐远。研究晚清最后那一两代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活动,也就成为观察处在巨变之中的中国社会精英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视点。
写应酬字比到官署办公还要忙碌
关于应酬书法,迄今已经有不少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在存世的古代书法中,应酬书法占据很大的比重。由于数量可观的晚清官员的日记幸存于世,我们可以对应酬书法最通行的形式和数量做更为具体的统计,并以此来推算书写的速度,以及官员们在日常生活中花多少时间写字。
读晚清人的日记,我们不难发现,扇面和对联是应酬书法中最为流行的形式(晚清人并称之为“扇对”),其数量远远超过条幅、手卷、册页。晚清名宦、中国首位驻英法大使郭嵩焘(1818-1891)留下了三十七年的日记,他在日记中有时会记录自己的书法活动,如同治元年(1861)七月四日日记:“雨。料理各处求扇对,酬应终日,亦觉劳顿。”言及应酬书法,郭嵩焘只提“扇对”,可见应酬书法中扇对最多。
吴大澄在己巳年五月初五日的日记中记载:“画扇二柄,写篆书扇面三,写篆书对三。近来索书扇对者愈积愈多,延搁日久,亲友未免见怪。因定每日早晚必书数件,以当陶公运甓之意。”吴大澄谈及应酬书法,也直以“扇对”称之,可见扇面和对联是最主要的书法形式。如果我们检索近年中国内地主要拍卖公司的拍卖品,剔除那些明显的伪作,在晚清官员(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翁同龢、吴大澄、张之洞、曾纪泽等)的书法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正是对联。虽说主要拍卖公司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统计数字,但是用它和晚清的日记相印证,足以说明对联是晚清最流行的书法形式。
晚清官员写对联极多,一些有书名的高官书写对联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以曾国藩为例,同治三年(1864)三月,曾国藩一共书写了106副对联。同治七年(1868)二月,曾国藩共书写对联146副。对曾国藩来说,每个月书写百余副对联是常态,而非偶然。
再看翁同龢。同治七年(1868)十月,翁同龢护送妻子的棺柩回故里常熟安葬。在常熟,翁同龢写了很多字。他的日记记载,十月初三日“竟日大雨,不能扫墓。为人作楹帖五十余、扇十余,手腕欲脱,观者如堵墙,落笔徒增惭恧耳”。这一天就写了六七十件书法。又如光绪元年(1875)二月十一日:“写对三十副,乏极。”所以,对翁同龢来说,一日写几十件对联扇面,也是经常的事。
不过,在翁同龢的日记中,直接记载书写数量的情况并不多。在多数情况下,翁同龢会记下他花了多少时间来写应酬字,或是写应酬字之后的身心状况。如:“竟日未出,写应酬字,觉日短矣。”“作楹帖,凡戈什、巡捕皆持纸来,应接不暇,臂为之痛。” “终日写应酬字,极忙转,甚于入直。”翁同龢慨叹,写应酬字比到官署办公还要忙碌。
一日内书写量最大的是何绍基
曾纪泽日记中关于写扇对的记载很多。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十八日:“饭后,……写八言对联十七副。饭后……写八言对联五副,五言对联四十副。夜饭后……写折扇,篆书者一柄,楷书者一柄。”这一天曾纪泽写了八言对联22副,五言对联40副,扇面2张,共64件扇对。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廿三日,“写对联四十副。……写折扇五柄。……夜饭后写折扇十五柄”。这一天里曾纪泽写了对联40副,折扇20柄,共60件我们今天称为“作品”的字。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曾纪泽经常在一日内数次作书,写数十件扇对是很平常的事。
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一日内书写量最大的是何绍基。何绍基在道光十六年(1836)成为进士步入仕途后,求字者络绎不绝。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二十六日,何绍基在福州主持乡试,“写字,扇对各数十件,腕欲脱矣”。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十一日,何绍基在京师,“写对联将百付”。次日,“写大字对联七十余副”。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月初七日,何绍基在京师,“醉后写对子至八十余付,可云畅笔”。咸丰二年(1852)九月初八日,在京师,“写大字至暮,连夜得对子有一百零七副”。何绍基写对联多用行书或行楷书,速度较快,但数量如此之大,也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晚清官员写扇面也很多,在数量上几乎可与对联匹敌。扇子作为驱暑用具,通常在暑期会需求多些。曾纪泽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和五月日记有写扇子的记录甚多,爰录二则:四月廿一日,“写女折扇四体书者二柄。……夜饭后,……写男折扇四体书者一柄”。廿三日,“写折扇二柄。……写宫扇二柄,一録旧作,极细密,一作四体书”。四月共写了45柄扇子,五月共写52柄扇子。我们从吴大澄的日记可以得知,他在同治己巳年(1869)夏六月,也起码写了50柄扇子。
如果仅作驱暑的工具,扇面的使用就会有季节性。不过,吴鹏在一篇讨论明代书扇的论文中已经指出,书画扇作为观赏艺术品,在晚明已成为随身饰物,不见得只在暑期携带使用。所以,一年四季都会有书画扇的创作。如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十三日,曾纪泽一天写了26柄扇子,此时正在仲冬。光绪三年(1877)二月廿八日,“夜饭后为静臣弟写扇,插泥金字四扇,搭包五色字、泥金字共三十扇”。此时是仲春,天还不热,一晚上写了30多把扇子,数量可观。
书写量大不得不捉刀
日常生活中书法的需求量巨大,迫使晚清的官员们找出办法(有些是前辈就已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提高书写效率。以下便从准备书写内容、正文和落款分开书写、购买墨汁和发明磨墨机、代笔等方面来讨论一下提高书写效率的问题。
准备书写内容 书法是基于文字之上的艺术,书写量大的话,文字内容的准备工作也就不轻。书写扇面相对好办,抄段古文或一两首诗都可以。对联字数通常不到二十,但要对偶句。当场作对联并书写的情况有,如曾国藩日记就有如下的记载:“酉初写对联九副,内有寿联二副,且作且写。”“且作且写”自然会影响速度,所以在曾国藩提到的九副对联中,七副不是当场作的,或是自己事先作好的,或是抄录他人的。在另一条日记中,曾国藩写道:“写对联六副,内纂句者二副。”可见,自己撰写的对句在书写的对联中可能占少数。
可以想见,要在一日之内书写数量比较多的对联,都在现场作的可能性很小。这就需要在写字前准备好文字内容。准备的对偶句,有时是自撰,但更多的是他人的句子,或是集他人的句子。红白喜事的对联,因为有针对性,内容多需专门撰写。用于玩赏的对联,无须专门。
晚清官员多擅长作对联,这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古代文人都会作诗,七律、五律中必有对句。文人准备科举考试,要学作八股文。在讨论八股文和八股取士的推行对明清对联发展的作用时,王凯符先生指出:“八股文对对联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八股文用对偶,会写八股文自然就会写对联;二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各级各类学校,从一般村塾到最高学府国子监,都要学习八股文,而学习八股文,最基本的训练就是作对联。”可以说,那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晚清官员都有作对联的童子功。
由于对联书写量太大,不少官员都备有抄录的对句。郭嵩焘就曾抄录了近五百句联语。吴大澄1867年八月一日的日记记载:“午后至子良丈处不值。至松竹斋买对纸,仍至辑庭处,与望云、菱舫作联句数十副,深夜始睡。”从此可以看出,吴大澄平时到琉璃厂买对联纸,也和友人作对联句以备不时之需。
很多官员因为忙,需要专门撰写的对联会请人代笔。张佩纶(1848-1903)甲午正月十九日日记记载:“李光禄祠落成,合肥属为代拟楹帖,三日中得六联,思路艰涩,可叹!”此处“合肥”即李鸿章,时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正在李的幕中,所以代其撰写联文。
吴大澄也曾为潘祖荫捉刀作对联。同治十年(1871)年末,因同治帝将于次年举行大婚,朝廷派潘祖荫为皇后寝宫写匾对屏幅等,潘祖荫来不及写,请时在翰林院供职的吴大澄约顾肇熙(1841-1910)、许玉瑑(1827-1893)来帮忙。潘祖荫致吴大澄信这样写道:“皇后邸第扁对、屏幅三百余件之多,限正月初五日交,今日发下。吾弟明日午刻能过舍来一助我否?岁底如此奉烦,殊不情耳。(初二、三、四尚欲奉烦枉顾,能拨冗否?写底本正本,兄自书也。)”潘祖荫在致鲍康(1810-1881)信札中云:“连日供奉笔墨,纷至沓来,日不暇给。虽有清卿诸君帮忙,仍无片刻暇也。冲泥终日,握管良苦。”
磨墨量大催生磨墨机
正文和落款分开书写 一些晚清官员在写对联时,经常只写对句,暂不落款,积到一定数量后一起落款,这样可以避免不断换笔,效率比较高。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巳刻写对联三付,下款十余付,皆送竹屋者。”这里的“下款”亦即落款。在曾纪泽的日记中,类似的记载更多,如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廿八日:“写对联二副,屏幅四纸。饭后写四体书屏四纸,写对联款五副。……写对联款十五副,写折扇款十五柄,夜饭后又写五柄。”
写对句不落款还有灵活性。曾纪泽出使欧洲期间,带去了一批早年写的书法,以备不时之需。他的光绪七年(1881)四月十一日日记记载:“清捡早岁所书楹联、屏幅等件,以联一副、屏四幅,写款送日本驻俄参赞尾崎三良,且写一函答之。”为早岁写的字补上款和下款(包括年款)后赠人,受书人会以为是最近专门为他写的字。
购买墨汁和制造磨墨机 在和写字有关的准备工作中,磨墨最耗时。书写量大时,磨墨也成了不小的负担。这点晚明的文人已有记载。嘉庆道光年间的学者张穆(1808-1849)在一则题记中生动地记述了其好友许瀚(印林,1797-1866)为书所累,家童奋力磨墨的情景:“辛丑春,印林仁兄会试入都,寓于跫喜之斋,索字者日塞门。家童靡(引者按:‘靡’即‘磨’)墨声隆隆然,掔为之脱。”磨墨要磨到腕脱,说明对墨的需求量有多大。
在晚清官员的日记中,自己磨墨的记录有,但不多。写大字最费墨,应该会有书童代劳。即便有人磨墨,要在一天写几十副对联,一个书童磨一整天的墨,也可能不够用。于是便会购买现成的墨汁。根据钱存训先生的研究,在十九世纪中期,液态墨汁已经产生,但最初主要用于商业(如印刷行业)。到了光绪年间,制造墨汁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一些文人已经经常使用墨汁。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八日,叶昌炽“偕允之赴厂东一得阁购墨汁。肆主人谢吉晖,名嵩梁,湖南人。着有《今文房四谱》,论纸墨之性甚详。所制墨汁,价自二千泉至十两,有名‘云头艳’者,墨中晕紫,风日燥烈中用之弥润,可谓能事矣”。一得阁在京师琉璃厂,创立于同治初年(1860年代),专营墨汁。叶昌炽两次偕友人前往买墨汁,并对墨汁的质量多有赞誉,说明到了十九世纪末,墨汁的质量已经很高,用的人不少。
但总的来说,墨汁不及新研的墨好,于是便有人想起制造磨墨机。王学雷曾撰文证明,苏州职业书法家姚孟起(1838-1896)在1879年已经委托钟表店制作了一台磨墨机,用姚的话说,“较手磨可快十倍”。姚孟起的磨墨机应该是以发条驱动。两年后(1881),随曾纪泽出使欧洲的谢智卿也制造了磨墨机,对此,曾纪泽旅欧时期的日记也有记载。光绪七年(1881)正月,曾纪泽在俄国,他廿五日的日记记载:“饭后至小村室,观磨墨机器良久。”此后他经德国到法国,在法国“试演在俄所制磨墨机器,与智卿商改之”。由于磨墨机还需要改进,所以日记中这样记载:“至智卿室一谈,试演磨墨机器。”“夜饭后,至仲妹室阅磨墨机器。”谢智卿的磨墨机在欧洲制造,用何驱动不详。无论是制造墨汁还是发明磨墨机,都发生在晚清,应该和文人们日常书写量增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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