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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对“中国书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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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5 07:43: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文字是一种具象的书写符号系统,是对复杂事物的一种既概括又抽象的表达,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意象思维”或“意象言”的结果。“汉字的创造,是一个令人遐思不尽的伟大先民的意象思维过程,也是一个创造意象艺术作品的过程,一个创造意象文字的过程”。(钟明善)当然,这也养成了中国人善于“综合思维”和“整体布局”的特点。

书法”有四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气韵。一幅好的作品要有知白守黑、刚柔相济、动静和谐、阴阳互补、雍容华贵、空灵厚朴、气血调和、形神兼佳等种种意韵,从中国书法的内涵而言,华文、国学、毛笔、墨汁、宣纸使中国书法具备了不可思议的张力和弹性,纯朴美妍的形体和丰厚隽永的内容,加上毛笔的收放自如、墨汁的氤氲浓淡、宣纸的渲染随形,这些奇妙无比的综合因素,让中国书法呈现了非凡的表现力和创造力,这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个性:多样一体、博雅包容、形神和合、主客交融、妙合天工、变幻无穷。

“中国字”的延续性(人类自上古以来唯一未断的文字体系)、广被性(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朝鲜等国及凡有华人的地方都流行或曾经流行)、多样性(不同时代的书法变迁和同一时代不同书体的并行)、大量性(单字达6万多个)超越了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团结和凝聚了中华民族,也为东亚邻国造福,形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最持久的文化整体,这是世界文明史上所罕见的特色和现象。

从广义而言,“中国字”就是“中国书法”,面对这样一种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系,考古学能说出什么呢?

一、书写工具与书写材料的发现

考古学是用实物材料探索历史与文化的科学。“中国书法”的形成离不了别具特色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包括刀、笔、墨、骨、简、帛、纸、砚等等,考古学者在地下发现过不少这类文物,它们系统的展现了不同时期书写工具的形态、质地、演变等现象,为科学地揭示书写工具与书体、书法技艺之间的彼此相关性创造了条件。

二、各种书体起源期的出现

研究人类各种文化事象的起源是考古学的学术特长之一。“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文化事象体系,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字”的起源,还是不同书体的起源,都是重要的学术话题,考古学可以为此类问题的讨论提供特殊的帮助。

“中国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按照西方学术界的说法,城市、金属、文字是“文明”诞生的三大标志,而其中文字最为重要。有了文字,文化改变了旧石器时代以来口耳相传的积累方式,文明才可以借助“符号”全面传承和快速传播。考古学资料证明,“中国文字”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成形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成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目前在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等分布区内都发现了刻书陶文或书写陶文,“龙山时代”恰好是考古界所认为的中国文明的诞生时代。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国文明5000年”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古发现而立论。

自“中国字”诞生之日起,经过陶文、甲骨文、金文、简牍文、帛文、石刻文等相对比较“直线化”的发展之后,在东汉时期,借助于成熟纸张的出现和文字教育的普及,开始了“书法文化多样性”的新时代,隶、篆、真、草、行等书体逐渐产生,而这种复杂的演变进程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也得到了初步的揭露。40多年前因南京东晋王氏家族墓墓志考古发现而导致的《兰亭序》真伪之辩,如果放到今天的学术背景下,大概就不会出现,因为几十年来的考古新材料已经说明,到东晋时期,中国书法已经走过了最初的直线演替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多种书体并存并能视书写需求不同而采用不同书体的新时期。

三、对中国书法多样性的揭示和对中国书法发展逻辑体系的不断补充与完善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文明古国,奠基于中国文明之上的“中国书法”博大精深。约从西周时代开始,书法因不同诸位王国所在区域的不同而出现“金文”风格的多样性;战国秦汉时期,又因文字使用功能的不同及表达手段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样式,如或为书写,或为镌刻,或为铸造,或为模印,又有简牍、布帛、铜器、玺印、封泥、镜鉴、钱币、漆器、壁书、砖瓦、玉石、陶瓷等不同的书写材料、书写需求和书写风貌。约从东汉开始,因纸张的渐次流行及文字的普及,以及地域传统、社会阶层、使用功能、书写工具各种的差异,导致书法书体的日趋多样化,书法的艺术审美功能也日渐提升。也就是说,“中国书法”书体、风格的致变因素十分复杂,大体包括文明的整体进步、文字变化的内在力量和趋势、宗教、文学、哲学思想、相关艺术(如绘画)、材料和工具提供的可能性与条件、书家个人的天赋与训练及审美选择、地域文化及自然因素、社会的风气、政治因素、人才制度、学术影响、社会审美情趣等。考古学通过对“书法”实物的发现及其伴出物的研究,可以为认识中国书法文化的多样性及其致变因素提供丰富的认知资源。

当然,大约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尤其是宋元以后,已有大量传世的书法作品可以供我们研究、欣赏,然而,考古发现的大量石刻文字及其他含有书法内容的文物仍然可以为中国书法发展逻辑体系的补充与完善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还有一些久已失传的书家作品供助于考古发现而重新面世。

四、对“中国书法”创新的意义

“中国书法”产生于上古,又仍然存活于当代,真正是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为此,它的发展应以“传承”和“创新”为准则,缺一不可。“传承”越深入、全面,“创新”就越有根基和成就。成功的书法家可能不出此道。

考古学作为一门重在“发现”的科学,它可以为书法家提供大量观摩研习的原始作品,展现从古代到近代的中国书法文化体系的发展“韵律”和“规律”,从而为书法艺术的“传承”“创新”奠立牢固的科学基础。从书法发展史上观察,考古学在这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清代早、中期开始的“帖学”的衰弱和“碑学”的兴起,与金石考古学的发达有直接的关系,晚清民国出现的不少书法大家本身就是金石考古学家,如阮元、包世臣、吴大澂、罗振玉、康有为、李瑞清、胡小石、敦沫若、容庚、商承祚、游寿等。李瑞清先生开创的“金石书派”直接导源于金石考古之学,其影响光照于今。近年书法界兴起的“简牍体”也是直接得益于“居延汉简”等汉代简牍文物。也可以说,难以计数的书法家在书法创作的过程中可能都会或多或少地阅读、临摹、参考过考古出土的书法类文物或相关出版物,并从中获得创作灵感与启迪。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书法的当代创新运动号称“新帖学”运动,其基本要求也是要从包括考古发现的大量“书法”类文物等“旧传统精华”中寻求创新之源,而不是去搞虚幻的“创新”或“发明”“新义”。(陈振濂)

为此,当代书法家加强对文物考古学(含金石学)的了解和研究,考古学者加强书法方面的修养和书法资料的整理出版,对推动中国书法的传承和创新都有重要意义。

江苏是书法大省和书法强省,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拥有很高的地位。如中古时代生活于江苏的书法大家二陆、二王(故宫“三希堂”得名的三幅作品皆与南京书法家有关)、欧阳询、颜真卿、张旭等;书法史上的重要流派“帖学”、北碑名家阮元、张裕钊,“金石书派”名家李瑞清、胡小石、游寿、乔大壮等都曾在江苏或南京生活。近代金文三大家罗振玉、吴昌硕、蒋维崧皆与江苏(1927年前上海在行政上隶属江苏)有关:从李瑞清到胡小石、游寿、乔大壮再到蒋维崧,他们还具有师承关系。当代南京则有林散之、高二适等书法大家。


在历史上,今江苏和南京一带对书法事业的发展、转型有着多方面的贡献。如东晋元兴三年(404年)桓玄下令以纸代简,标志着我国简牍时代的真正结束和纸本书写时代的全面到来,这对书法风格的变化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手卷”形式即卷轴书画形式也由此开始,其影响一直到今天。至南朝时期,笔、墨、纸、砚一套书画工具体制完全成熟。多扇折叠书画围屏可能也在东晋时代后期兴起,南北朝时盛行。这一时期以南京为中心,中国书法样式还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南唐画院和“澄心堂纸”、歙砚等与南京也有密切关系。立轴书法形式、明中期出现的书画“中堂“样式等都以江苏及江南地域为起源地。

为此,我们希望进一步发挥南京及江苏在中国书法界的历史优势和传统,加强考古界与书法界的合作与交流,在江苏创造新时代的中国书法重镇和高峰应是重要的努力方向。

“中国字”因“中国书法”而登大雅之堂,不断改进着中国人民书写文字的优美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书写美的时代风范和成就,在本质上升华了“中国字”的内涵与创意,从而获得了无限的魅力、活力及全球性的影响力。中国书法如今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际形象和文化符号之一,并且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为中国赢得国际声誉和地位。让我们共同对“中国书法”这一人类的文明成就及中国书法家群体表示敬仰和无限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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