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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张旭、怀素与大草书法的兴起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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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9 07:22: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大草或狂草书法中国书法中无疑最具神秘色彩,是书法中自由、浪漫、癫狂的表征。盛唐的张旭、怀素一向被认为是大草书法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书法在“颠”和“狂”的旗帜下,更在中国书法史、中国传统美学哲学,甚至是民间野史中留下各样的传奇式的光芒。
  张旭和怀素是艺术家,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完全是因书法和一批浪漫的诗人墨客对他们的人生传奇似的描述。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到张旭、怀素人生的大致轮廓和艺术特色。一者,二人都是职业艺术家。张旭“初,仕为常熟尉”,“善草书,不治他技”。“皓首穷草隶”,且“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微禄心不屑”,似乎对做官兴趣不高,怀素则是一个艺术僧人,“释子吾家宝……能翻梵王字,妙尽伯英书”。他们在社会上是“另类”。二者,作为专业的艺术家,自然要有粉丝。在书法这样高深的艺术领域要有粉丝,即使是已经非常独立特出的大草书法,也不能不在书法中加上通俗易懂、眩人耳目的成分。这一成分,往往不在书法之内,而在书法之外。旭、素的手段,就是加重表演的成分。张旭的表演手段之一是“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怀素则“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致使“满坐失声看不及”。这些显然都是非常吸引眼球的。
  张旭的书法体悟,来自对人文的强烈观照。如“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如果承认颜真卿是张旭的传人,则令怀素折服的“屋漏痕”也是张旭的真实追求。怀素对自己的描述则是“贫道现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从这一角度来说,旭、素对书法的认识,多在于对自然和人文“相”的基本观照。正如韩愈所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虽然史书上未有对张旭、怀素生活的详细记载,但是他们得意时,在名公贵族间如鱼得水。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张旭从容与皇族名公浪迹,而“脱帽露顶王公前”。而怀素也是“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不因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得声名一旦喧九垓”,“长幼集,贤豪至”,“今日华堂看洒落,四座喧呼叹佳作”。
  旭、素是如何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得以优游裕如,或者是因其人格的魅力,或因其对人生的实相参悟而至于毫无凝滞。而在书法艺术中达到这一毫无凝滞的境界,则是通过酒的胜力。张旭是“张公性嗜酒”,“饮酒辄草书”,“三杯草圣传”,怀素则“醉来为我挥健笔”,“醉后耳热心更凶”,“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颠狂”。酒的各种的可能结果之一,是让人心地澄净,思行无碍,进入可称为催眠的一种忘我的状态,即所谓的“醉里的真如”。在这种状态下,使旭、素对大千和人文的观照,毫无凝滞的从笔端流露出,以至于张旭“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怀素则“人人细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醒后却书书不得”。
  在旭、素的书法中,一个观照世界的清晰脉络,就是对所观照感性世界的再创造。通过狂草所记录的,不再是文字本身,而是观照于心事物的真实相,我们不妨称之为真实之“影”。这一以“影”达于“真”的过程,对正常人说来,是“观”“思”和“写”的综合过程。而酒精的作用,将旭、素置于一个催眠的状态,移去心性中的“思”的执念,将观与影直接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无障碍的通道。这样才有“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的可能性,才会有“醒后却书书不得”的尴尬。
  这一过程可以用镜与相的关系来比喻。自然、世间万象,本为自在之体,人目所见本同。而万象之影,在旭、素的笔下,就是他们的书法。只有把镜中滞碍移去,才能在书法这一“影”中重写大千的妙相之“真”。这一过程,就决定了旭、素的书法是流畅而清澈的,所以韩愈能从张旭的书法中于人文解读出“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为大千世界解读出“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图像上毫无凝滞的特色,在张旭的《古诗四帖》《肚痛帖》,及怀素的《自叙帖》《苦笋帖》中,都可以得到一一印证。
  遗憾的是,唐代的书论家在旭、素爆炸式震撼下,并未能达到一个理性的认识,没有超过感性描述:“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有余兴。若遗能于学知,遂独荷其颠称。虽宜官售酒,子敬运帚。遐想迩观,莫能假手。拘素屏及黄卷,则多胜而寡负。犹庄周之寓言,于从政乎何有。”“张旭草书,立性颠逸,超绝古今。”“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
  这种对旭、素认识的缺乏,催生了一代代新的草书僧的出现,更使大草书成为僧人“邀宠”的工具。如亚栖、高闲、光、景云、贯休、梦龟、文楚等,多有获赐紫袍者。诗人们也似乎穷尽了词汇的奇幻。僧皎然《陈氏童子草书歌》云:“飙挥电洒眼不及,但觉毫端鸣飒飒。有时作点险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几乎可以用来描述任何的草书家了。
  这些书僧的出现实际代表了大草书的衰退,也导致了宋人对旭、素书法的重新认识。这一重新认识,始于对旭、素的批判。如苏轼云:“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米芾云:“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光尤可憎恶也。”黄庭坚更批评了时人的大草书法,“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
  而在对旭、素的书法的解读中,开始强调的是旭、素书法中的理性、规矩的成分:“旭以草书出名,而郎官石记,真楷可爱。”“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太师言张长史虽恣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也。”“张长史行草与王子敬不甚相远,其书极端正,字字入古法。”“旭名本以颠草着,而至于小楷行书又复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其源流无一点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怀素书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一旦重视规矩理性,则大草书法的另一未被全部开发的层次,就可能被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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