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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石如书法篆刻艺术的庶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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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2 06:53: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书法史上有几位开创者,除了创“江左风流”书风的王羲之外,就是唐代的颜真卿和清代的邓石如了。颜真卿破坏了初唐“书贵瘦硬方通神”的文人审美观,一变由晋至初唐文人书法那种瘦练萧散的风度,创造了“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目,力士挥拳”式的充满力量的饱满之美。而这位怀宁布衣邓石如“一肩袱被”地走了一辈子路,我行我素地写了一辈子字,他没有去管什么铁线、玉筋,不愿在那种两端均匀的所谓篆书中锋线条中寡居,他背离了自丞相李斯以来两千年间构筑而成的小篆“二李”模式,不愿一画一画去描篆书,开始一笔一笔去写篆书;不是赵孟式的虚和雍容,也不是董其昌式的萧散淡远,也不是朱耷式的清奇怪伟,而是颜真卿式的“真气弥满”、“一点一画,若奋若搏”。南唐后主说颜真卿的字“失粗鲁”、“如叉手并脚田舍汉”,文人书家米芾说颜真卿的字“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尽无遗矣”。无独有偶,内阁大学士翁方纲说邓石如书“破古法”、“不合六书之旨”,李瑞清评邓石如“下笔驰骋,殊乏蕴藉”。不管皇帝、文人怎么说,随着时间的延伸,历史用事实作了结论:颜真卿之后的书法大多数程度不同地未能解脱逃出颜真卿的影响,邓石如之后的篆、隶书家以及篆刻家也多数未能脱邓石如的影响。所以沙孟海说:“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学士翁方纲,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邓石如。”
    若细心考察颜真卿与邓石如的书法作品艺术主张,就会发现他们的不同之处,邓石如是彻底的庶民百姓,而颜真卿毕竟是世代缨胄的士大夫出身。尽管颜真卿的书法广泛从民间借鉴,颜体之中包藏了许多民间写经手、抄书手的庶民成分,尽管后人评颜真卿的字说“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但颜真卿的字毕竟有一种“如鲁庙之器,不偏不欹”的宫廷庙堂气象。颜真卿只是明智的文人向民间的取意借鉴,而邓石如则是庶民百姓对文人审美观及作品模式的破坏与改造。对颜真卿来说,文人是本,向民间汲取是标,而邓石如则以庶民为本,去改造变化文人模式,纵观其生活经历、书法篆刻创作和艺术主张,庶民意识是一条中轴线。
    邓石如一辈子没有做官,他既不同于翁同、刘墉这些显官达贵,也不同于八大山人、傅青主这些野隐遗贤,而是一个彻底的庶民。从青年开始,他便靠着书法篆刻这一技之长外出游食,他力求书刻技术精湛,因为这门“手艺”是他的立身之本,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游食一生的写字刻印的艺术工匠。这里不是指艺术上作为贬意的“写字匠”或“刻字匠”,而是指其在创作观念上是与文人士大夫书法家相对的,尽管从知识修养艺术修养上讲邓石如也是一个出色的文人,但那种具有素丝初染式的庶民意识决定了他短短63年生命中生活道路、审美思想及艺术表现形式的必然选择。这方面,与之相似的不是颜真卿,而是那位冲入艺坛后被文人们惊呼为“野狐禅”的木匠齐白石。
    穆孝天、许佳琼先生所著《邓石如》一书中,对他的出身家世作了详尽的考察,这里不必去赘述。据说,邓是“禹”的后代,“禹生十三子,各守一艺”,邓石如有着老祖宗的血脉,终也以“守一艺”而在大千世界中安身立命。他幼年“家贫甚,酸甜苦辣,无不备尝”,靠“采樵贩饼饵,日以其赢以自给”。在他17岁那年,写的字博得人们的好评,有了市场,于是就以写字刻图章代替了砍柴打烧饼的活计,这便是邓石如走上书法篆刻专业之路的直接原因。
    所以邓石如与同时期的文人书法家如世代书香、科举出身的朝廷重臣翁方纲、刘墉截然不同。翁、刘是从干禄书、馆阁体写出来的,其书法形式上追求点画的完美,境界上求书卷之气。清徐珂《清稗类钞》评刘墉书:
    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炫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这位体仁阁大学士走的是珠圆玉润—局势堂皇—归于平淡的路,从技法、形式的完美走向文人的高雅品格。而那位抵死攻击邓石如,而终于将邓排挤出京畿之地的内阁大学士翁方纲,虽能在一粒芝麻上写“天下太平”四个字,但终手下“无一笔是自己的”。如果说刘墉能称得上文人书法家,那么在乾嘉时期长期垄断北方书坛的朝廷信臣翁方纲夫子,只能算个文人政客而不能列入书家,所以刘墉尚能认识和赞赏邓石如书法,而他的儿女亲家翁方纲就抵死不认账。
    早邓石如百年的“扬州八怪”,显然与上述两位大学士的艺术追求唱的是反调。这一派可以从“八法散圣,字中之侠”的疯子徐渭、“狂放孤僻、哭之笑之”的八大山人朱耷说起,如自谓心出家鬻粥饭僧的金冬心自创漆书,盲目不盲心、瞎着眼写狂草的汪士慎,以狂草笔法作画的黄瘿瓢,因忤大吏而罢归扬州卖画“摆脱俗格、自立门庭”的李,以忤豪绅辞官鬻书画的板桥郑燮自创“六分半书”等等,在艺术上走出一条与刘、翁式的宫廷书家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些在野的文人,没有如刘墉一样以“局势堂皇”的字去表现自己对朝廷升平气象的歌颂,而是借书画发泻 满腹不平之气,但又慑于清朝触目惊心的文字狱,所以便在艺术形式上反朝廷之道而行之,以惊世骇俗之笔以野傲朝,以狂放不羁之行以下傲上,藉以求得心态的一点平衡。察其行止,仍是典型文人的另一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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