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传统不实，勿言创新
一般说来，书法创作大力提倡创新。但很多时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书法学习首先考虑的应是继承传统，其次才是创新。创新是建立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很多时候，传统会被误认为是保守，因为具体表现在临摹碑帖方面，太像则泥古，不似为背叛，而且需要很多时间锤炼。创新前所未有，各种光怪陆离形式皆能以标榜创新的姿态出现。
实质上，创新是经过传统洗礼后有凭据的话语权利。如果一味求新，变成流动不居的新形式，最终不能被接纳成新传统，则这种创新不能说是成功的。古人讲“邯郸学步”，很多时候听起来觉得很好笑，但在书法创新中却时常犯这样的错误，书坛目前存在的很多现状都是同类笑话在上演，只不过没有自知之明罢了。传统不想继承，创新也做不到，更多地只是喊喊口号，结果真的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沦为不伦不类得“四不象”。
学我者死，似我者俗
——个性张扬的限度
艺术创作必须极力张扬个性，书法自然也不例外。但个性应该是有凭据的，不能太随意，个性首先是与众不同，有独特性;另一方面，个性还必须有同向性，即有共性存在，个性实际上是共性前提下的差异性。
书法个性表明书家独特的自我语言形成，应该有个限度，但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简单地讲，就是章法、字法以及墨法等方面的可持续性审美因素。艺术本身就是表现自我，个性从根本上取决于自我意识，但自我意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最终还是有意识的积累。任何无意识行为最终都可以找到相应地有意识根源。
一洗二王恶札
——清醒的批判意识
米芾生前说过很多振聋发聩的惊世之语，但必须设身处地去理解，许多并非字面上所透露出来的，乃至米芾对颜真卿、欧阳询和柳公权等人的批评，只能说明米芾比常人有更深刻的批判意识。实际上，批判某种书风，是了解创作的利弊所在，是理性认知，而不是全盘否定。米芾对二王颜柳欧等都有涉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不存在没有任何缺陷的创作，学习某种书体，必须了解其不足与优点所在，才能做到既能打进去，又能打出来。米芾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
求神舍形，方会其意
——似是而非，形似当为第一
“求神似而不求形似”是流毒甚广的一句话，误导了很多人。众所周知，临摹是书法学习的唯一途径，临摹有形似和神似两种要求，形似标准是共同的、可视的，神似标准差异很大，不可视，没有统一标准，也最难把握，对于神似要求，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随着艺术水平的不断积累而实现。如果形似达不到要求，就更不用说神似，将二王写成《爨宝子碑》的样子必定不可取。
追求形似到神似的过程，就如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初识时是对形体相貌的了解，熟悉后才有性格等内在要素的了解，如果一味避开形似而大谈神似，置形似于不顾，学书很难深入，形似差异是各种书体之间最直接的差异。王籧常晚年作书都带有章草风味，这是自然而出的，与书家成熟期个性大有关联，不能刻意而求。临摹当先求形似再及神似。
书不宗晋，终入野道
——既专且博，集古成新
王铎在阐明自身学书之道时提出了这一观点。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受益匪浅，综合王铎一生来看，颜真卿与米芾对他影响也很大，尤其是米芾，对“书不宗晋，终入野道”这句话，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一是晋尚韵，颜米皆出于二王，变革晋韵自出新意，对晋韵的回归与倾慕是立身之本；二是他所言及“书不宗晋，终入野道”并非“书不宗晋，必入野道”，二王书风在整个书史中最终只是一家风范，不是整个书史的全部，真正成功的大家都是集古出新、融会百家而自出机杼的。学书要做到既专且博，方能入古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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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丑毋媚
——形式美同样重要
傅山针对当时的“馆阁体”书风，提出了“四宁四毋”的美学观点，其中一点就是“宁丑毋媚”，反对媚俗书风，有两层含义，一是书法美学评价标准未必就是美，而很有可能就是“丑”，但这种“丑”是假丑，而不是真丑，是指率真和自然之美，直指本心的美;二是傅山本身创作并不丑，他在取法上皈依二王和颜真卿，所反对的是对二王魏晋精神玄学精神理解存在误读的二道、三道贩子。
傅山提出“宁丑毋媚”是一种假设关系，而不是递进关系，宁可丑一点，也不要媚俗，并非是要真丑，只要不是媚俗，可以有多种风格，或风流倜傥，或消散沉郁，或跌宕奔放，可以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并不一定要丑，书法风格本身是多元存在的，没有必要限定于某种风格倾向。如今很多人将傅山作为“丑书”的始作俑者，实是令死者不安。傅山与如今的“丑书”根本就沾不上边，这是对本意最大的曲解。
浏览书史，先贤立论远不止这些。
歧义并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纯属正常，关键不能误读。就如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将一些名家过场的客套话当作现实客观的评价，本身就是一种曲解。书坛目前诸多不良习气也因此而出，由此可见本意曲解对书坛的危害。书人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客观地看待问题，了解真实的含义，才能在学书过程中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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