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

（《清河书画舫》）；对文学是：“为文者皆当以六经为师，舍六经无师矣。”（《刘孟质文集序》）；对音乐是：“必欲复古，则当复八清，八清不复，而欲还宫以作乐。是商、宫、徵、羽重于宫，而臣民事物上陵于君也，此大乱之道也。”（《原乐》）；对于书法，他更是刻意师古，以追踵二王为鹄的，元李衎说：“子昂之书，全法右军，为得正传，不流入异端也。”清王澍说：“《淳化法帖》卷九，字字是吴兴祖本。”因此，我们可以了解赵孟頫的总体艺术思想是以复古为宗旨的，“用笔千古不易”即是这种复古思想的典型反映。

“用笔千古不易”一语，渊源于唐人的传授笔法之说。《法书要录》载《传和法人名》，称：“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张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这里所记，从汉末到唐，笔法是一脉单传的，仅二十三人笔法就中绝了，后来唐卢携在《临池诀》中再加上十四人，元初刘有定在《衍极》注中又加上唐十四人，得笔法共五十一人，既然有唐以来笔法传授的文字记载，赵孟頫又深信于此，并以二王嫡系传人自居，“其视右军，自谓腕不负心”。当然他据此要提出“用笔千古不易”之说。

其实《传授笔法人名》里的记载是牵强附会的，只要稍加考证，就会发觉他站不住脚。我们认为，笔法是随着书法艺术的发展而发展的，它虽然可以相互传授，但是它的发展主要靠创造。

《传授笔法人名》里载蔡邕笔法授于神人，显然荒谬，但他的飞白笔法确是在鸿都门“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受到启发而创造出来的。就连二王父子的笔法也不同，王羲之是“内*”笔法，王献之是“外拓”笔法，考其来源，也是各自创造的结果。至于张旭的“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的笔法，邬彤的“古钗脚”笔法，颜真卿的“屋漏痕”笔法，更有可靠文献说明其来源于勤学和精思中出现的“顿悟”。这里不一一细说，仅此可了解《传授笔法人名》是极其片面和不可靠，用笔也不是千古不易的。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汉末以前，书法艺术处于发生期和形成期阶段，笔法是随着文字的衍变而变化的；在汉末以后，书法已经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由于在艺术风格上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导致其形式和方法的不断改变，当它每一次新书风的出现时，都伴随着一次探索新笔法的热潮，而新笔法的成功，又促使了新书风的形成。笔法是随着书法艺术的发展而同步发展的。但是，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却认为正确的笔法只有一种，而且是永远不变的。这种用孤立、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发展，是书学史上唯心主义艺术观的一例。

在书法史上，元、明两代处于复古时期，前人以“尚态”二字概括之。书法艺术的总趋势表现出只重视摹仿古人，在字形上刻意求好，而在笔法上留于保守状态。以至于书法艺术的成就不大，落后于前面的宋、唐、魏晋几代，这不能说与当时为书坛盟主的赵孟頫无关。实践上，他主张的“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就代表了这股保守落后的学术思潮。

历史总是在先进和落后的斗争中前进的。后来清代碑学的兴起，抛开了“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大胆在笔法上进行了创新，取得了辉煌成果，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但是，“用笔千古不易”至今仍有着它的广大市场，无视清代碑学的巨大成就，指责成功的创新笔法是错误笔法，并声称“整个清代可以说是衰微的一代”。这就是在这个观点影响下得出的错误结论。“用笔千古不易”在历史上曾起过阻碍作用，必须揭露它唯心主义的实质，破除它是“至理名言”的迷信，为今天乃之今后探索创造新书风扫除思想上的障碍。